[提要] 本文所论及的这段历史，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充满自信的东方革命国家与一个自以为负有世界性责任的西方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初次碰撞时既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更缺少互相理解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全面对抗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 中国 美国 全面对抗 必然性 基本立场 基本战略 当历史演进到1949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外观察家都已毫不怀疑，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的败局已定，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随之摆到中共领导和美国决策者面前：如何处置新的中美关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出发，并根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判断，从一开始就以十分严峻的态度来估计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由此，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基本原则。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以及当时业已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势力扩张”为基本目标的全球战略的制约，从自己的逻辑出发，采取极为短视与不明智的“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历史表明，新中国与美国不仅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严重对立，更因为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所以在对于国际关系一般规范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在这两者之间，不仅缺乏相互的沟通的渠道，更缺乏相互能够理解的语言。中美两国终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走上兵戎相见、全面对抗的道路。 一、中国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并且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外部世界将如何对待新中国？而新中国又应当与由于冷战格局形成的两极化世界保持怎样的关系？中共领导决定对这个问题予以区别对待，首先，积极争取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其次，对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则应特别审慎。早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与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在与西方国家建交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此后，中共领导人又在一系列场合重申了中共这种极为审慎，甚至相当保留的态度。 现在的青年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领导层决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问题上采取上述立场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共领导人当时决策环境的种种因素逐一地加以探讨。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中共的上述立场是与其对于战后世界格局及中国革命地位与国际联系一贯认识相一致的。4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形成，世界已明确划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极对立的局面。中共领导人认为，在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之间存在着的是你死我活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关系，不存在什么中间营垒。基于这种基本认识，中共领导人将新中国视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中共领导人决定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时，他们当然不会对中美建交抱有任何幻想。 然而，中共的这一立场并不仅仅是国际大背景的产物，这一决策与中国革命本身的性质和发展逻辑有着更为深刻的必然联系。 首先，中共领导层的外交立场反映了他们对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立场。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蹂躏，民族危亡不断加深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满怀愤怒地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在同中国这个日渐衰落的东方文明古国打交道时，充斥着颐指气使的优越感，而从清政府到军阀政权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他们痛心疾首。强烈的民族情结，使他们发出：“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呼吁，成为他们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 在这里，有必要就毛泽东的国际交往“平等观”，特别是中国同西方大国交往时的“平等观”，作进一步的探讨。在1949—1950年间，中共将实现“平等交往”作为同美国打交道的基本前提。在毛泽东心目中，所谓“平等”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交往被置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因而西方大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道义上都是对中国欠了债的。因此，作为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平等关系的第一步，美国等西方大国必须首先对自己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错误作出深刻地反省。也只有当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不平等的历史现象得到纠正之时，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才有可能。因此，毛泽东的“平等观”不但是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全面否定，而且是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引为规范的全部现存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一种挑战。其实质性含义还包括这样一层意思：新中国将创造出一种以“平等”为特征的全新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在毛泽东看来，能否在对新中国的态度上除旧布新，将是对美国决策者的一个真正考验，但他显然并不认为美国决策者能够通过这一考试。于是，毛泽东提醒他的同志们：“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