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是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认识。梁氏的这一论点，自三十年代提出之后，一直成为他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今仍是海内外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议题。本文试就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的这一论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何谓“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 梁漱溟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发韧于他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关于这一认识的详细阐述，则是在他三十年代发表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在这两部书中认为，中国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自秦汉后好象是阶级统治的一个例外。中国的社会结构较之一般社会，呈现了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伦理本位”；第二，“职业分立”。他进而对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结构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关于“伦理本位”。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洋洋40万言，以近于半部书的篇幅论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较详细地比较了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他认为，中国社会较西方社会，最缺乏的便是“团体组织”和“集体生活”。由于缺少“团体生活”，因而也无从映出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社会”与“个人”均非中国所具有。中国所有的恰好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伦理关系”[①]。所谓伦理关系，梁有个解释，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既在相关系中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义当友，弟义当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 照梁的解释，有家庭即有伦理。伦理关系即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为什么伦理关系独在中国发达呢？梁漱溟认为这就是由于中西不同的生活样式决定的。西方人由于讲究团体生活，讲法而不讲情，故发达了纪律而隐没了情谊。“于是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中国人则不同，由于缺乏团体生活，社会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很松驰，因而家庭关系便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异常地显露出来，“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②]。 梁漱溟指出，在中国，上述这种伦理关系，不仅体现在家庭内部，而且反映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社会方面，中国人不仅人人以家庭为人生关系的根本，而且将此种关系类推到社会各层面上。在经济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夫妇、父子乃至祖孙兄弟“共财”；就是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也为共财的一种方式。于是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梁认为，中国这种经济关系就与西洋不同了。在西洋，父子、夫妇异财，是“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是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社会本位，“乃伦理本位的经济”。在政治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也处处以伦理为本位。君臣间、官民间也只是相互以伦理的义务为准则，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如习称国君为大宗子，以地方官为父母，即是这种伦理本位政治的写照。 基于这些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一般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③]。 （二）关于“职业分立”。 “职业分立”，是梁漱溟为中国社会概括的第二个特征。所谓“职业分立”，是说在中国，“生产工作者恒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如中国谚语所说的“一地千年百移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说明中国贫富时有升沉，职业随有变迁。因此“中国社会可称之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④] 梁漱溟不仅把中国社会定位为“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而且还揭示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这两个特征在中国社会结构内“交相为用，互有助益”的关系。 一是说“职业分立”影响了“伦理本位”。这主要表现在：（1）由于无生产资料的垄断，未形成大规模的经济经营，社会上的小农、小工、小商，都以家为生产单位。一家人天然地相依为命，这必然使得伦理关系“益加巩固密切”。（2）由于中国社会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降无定，从而形成了“家世门祚盛衰等观念，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儿孙，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使人倍笃于伦理而益勤于其业。” 二是说“伦理本位”也影响了“职业分立”。因伦理本位的经济，财产不属个人所有，而视其财产大小，隐然若为其伦理关系亲者、疏者、近者、远者所得而共有之。于是财产不易集中，形成不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同时，各级政权的相对公开，许人人有参与其事的机会，从而也更加稳定了职业社会。 梁漱溟通过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叙述，最后得出结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说尽了中国旧时的社会结构，这是一很特殊的结构。”[⑤] 二、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的误区 平心而论，就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特征的揭示来说，不无确切的地方。如他对中国家庭伦理关系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确实较注重于家庭血缘关系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宗法制度。直至今日，血缘关系和传统的宗法意识，不仅仍是人们彼此交往的准则，而且在相当的场合下仍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因此，就情感而言，梁漱溟对“伦理本位”这一特征的揭示，易为国人带来共鸣。再者，梁漱溟对国人可通过科举来改变职业，通过土地买卖来改变贫富的叙述，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部分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