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是中国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在这期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本文旨在通过对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演变的分析，揭示其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以作今后的借鉴。 一 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行将开始。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纠正在实际工作中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周恩来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中央还提出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调查，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首先明确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之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①a]。可见，知识分子已被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力量之一，和工人、农民已成兄弟般的关系。 周恩来回顾了建国后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情况和新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认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郑重宣布：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②a]。他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低估知识界的进步、对知识分子漠不关心的宗派主义倾向，要求尽一切努力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努力进行改造、扩大和提高，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为克服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调动其积极性，周恩来还提出了三项措施：第一，要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要有充分的了解、信任和支持，使其能够积极地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及业务上的晋升及奖励制度等[③a]。 在这次知识分子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①b]。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一部分进步分子）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用，但他们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由解放前的互相对立的关系变为互相接近和合作的关系。”又因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②b]。《指示》还强调：党要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落后状况。 以上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传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随后党又在文艺界和学术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整个知识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谈到知识界的情况时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③b]在报告的另一处又讲到：“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④b] 可见，刘少奇在“八大”这样严肃的场合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但他没有再提到上述关于知识分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这说明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至少认识的态度是不牢固的。这就使以后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反复成为某种可能。 二 “八大”召开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于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时说：教授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们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统统发动起来批判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⑤b]。可见，毛泽东又把教授划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并且是批判和改造的对象。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⑥b]这就明确地改变了中央文件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规定。毛泽东在正式场合提出与前段中央政策相左的观点，原因只能这样解释：一是毛泽东原本就不同意周恩来、刘少奇的观点及中央的指示，因那时他鉴于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不好干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做法。二是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使其改变了认识。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以波兰、匈牙利事件为典型，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罢工、罢课、闹事现象。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阶级斗争意识，表现在对阶级关系的认识上就是把知识分子重新划入了资产阶级行列，看成了敌对阶级。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另一处他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①c]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虽然消灭了，但其思想仍然存在，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改变。知识分子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