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跃进”的错误，以毛泽东、彭德怀为代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纠“左”思想。由于这两种纠“左”思想的纠“左”程度不同，因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分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 列宁说过这样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①a] “大跃进”使人们头脑发热，好像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将降临人间，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②a]但大跃进使社会主义蒙受巨大损失的现实却使人们震惊。最早敏锐地发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问题的是毛泽东本人。为此，1958年11月到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在所有制问题上，划清两个界限。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着重谈了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反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反对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③a]。尽管这些看法当时没有具体化，但作为一种原则提出来，则是有现实意义的。针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强调两种所有制并存和商品生产及交换的必要性。会上提出的稳定人民公社和集体所有制方针，对整顿人民公社和纠正急于过渡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针对一平二调“共产风”问题，强调必须纠正平均主义错误，反对剥夺农民。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这种一平二调三收款，否认价值规则，引起农民的极大恐慌[④a]，是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为此，1959年4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规定向农民退赔。这样，初步解决了平均主义和“共产风”问题。 第三，针对浮夸风、虚假风及高指标高速度等问题，强调要调查研究，敢讲真话，实事求是。1958年10月28日至12月10日的武昌会议，批评了“共产风”，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根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建议，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针对农业生产中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问题，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党内通信——关于农业的几个问题》，提出必须讲真话，反对假大空话。强调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只考虑现实可能性，搞密植一定要因地制宜。八届七中全会再次决定降低钢、粮、棉等产品的指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会上，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敢讲真话，坚持真理[①b]。此外，毛泽东还亲自实地调查研究，倡导全党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最早发现和首先提出纠正“左”倾问题，但毛泽东主持下的纠“左”很不全面： 首先，毛泽东的纠“左”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把大跃进的错误作为具体工作中执行政策上的错误来纠正的。他纠“左”是为了将来更大更好地跃进。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表示要承担责任，但是，他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的，认为指导思想并没有错。因而，他一面努力纠“左”，同时一面强调思想上的反右，其结果是既要努力纠正自己发现的错误，又不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虽然降低了一些极高的指标，实际上仍制定了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反对平均主义，但仍保留供给制、食堂等平均主义的产物；虽然放慢过渡速度，但过渡时间仍偏快。 其次，党内严重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导致的家长制、一言堂，使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纠“左”工作带有极大局限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毛泽东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使党内形成重大问题由他一人决定的局面。个人崇拜导致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受到破坏，使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显然是匆忙提出的，但却又有党的会议集体决定，这不能说不是个人崇拜的结果。因此，当实践证明三面红旗有错误，“要纠正也只能靠他（指毛泽东——引者注）”[②b]，纠正到什么程度也只能靠他，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否则就会受指责或批评。 其三，除毛泽东之外，当时全党普遍存在着“左”倾错误，这就使毛泽东错误地认为，他的思想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不愿加以彻底纠正。 其四，纠“左”工作极不平衡。当时的纠“左”仅限于经济方面，而对于有“左”倾错误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不但没有触及，反而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势必影响到经济领域中以至全局上的纠“左”工作。 二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面对“三面红旗”给全国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混乱和破坏，要求党中央全面彻底地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对三面红旗提出疑问。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些”；超过了人民群众接受的程度，“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③b]。对于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认为“‘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④b]。这是一个“左”的东西[⑤b]，“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炕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能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⑥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