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美关系的基本构想，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产生，并对中国共产党尔后最终确立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对美外交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近代的中国，曾遭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和欺凌。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美国作为掠夺和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无疑是革命的对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听命于共产国际，认为日本占领东北实际上是国际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苏战争的前奏，仍然奉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 这一时期，毛泽东没有在中共中央负责，尽管他对美国有自己的想法，但必须执行中央的对外政策。 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大本营”。在这个政治格局中，帝国主义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仅日本的扩张是中国的“绝大的危险”，而且美国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①]这时，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了美日矛盾的加剧，并开始注意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但党的“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总目标，压倒了他利用矛盾的策略，因为这一阶段，中共中央的口号是：“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坚决地依靠工人与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战胜一切帝国主义。1934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化”，英、美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但是它们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一切在华的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都在坚决反对之列。 二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关键性地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 一是遵义会议的召开。1935年1月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束了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最重要的内部条件，也为毛泽东分析中美关系，制定对美外交政策提供了权力和机会。 二是共产国际策略的改变。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目前正在挑起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共产国际策略的改变又为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三是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后，1935年夏，加紧侵略华北，导致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为中共决定方针政策的基本点。 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其中明确表示：要与“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与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②]这实际上开始了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调整。同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半独立”的地位，不仅是中国人民反抗的结果，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斗争”的结果。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在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就需要利用其他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同时，中国那些与英美有密切关系的反动政治集团，有可能在英美政策的影响下，“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因此中共可能利用英美影响国民党实行积极抗战的政策。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提出了调整对外政策的双重目标，即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克服中国的民族危机和解决国共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分析，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他要与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体认识保持一致，但由于他站在领导武装割据的第一线，非常关注列强在中国的矛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因而又有不同于“左”倾领导人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奴役弱小民族上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造成了中国统治集团中的矛盾，从而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生存的条件。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瓦窑堡会议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会议放弃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新的对外政策，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③]之后，在193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关系和中共外交政策时，毛泽东又在发言中提出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并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华利益，因此，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至1937年5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