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史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本文仅就近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关于西安事变某些问题的研究加以归纳综述。 一 关于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史学界对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的举动作了较为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和论证，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的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对蒋的处置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严重分歧，僵局无法打开。这是他争取突然手段放蒋的原因之一。其理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张、杨面前，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不顾一切杀死蒋，其后果必然导致全国性内战，这当然不可取；二是“不留痕迹”地放蒋，其后果必然是牺牲东北军、17路军两个团体的利益。那种两方面兼得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张学良正是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才毅然采取“不留痕迹”的放蒋方法。这是处置蒋的最佳选择，决非轻率之举[①a]。 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之所以亲自送蒋，其一，是有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西安事变是张拥蒋抗日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逼蒋是拥蒋的特殊手段；其二，是当是国内外条件促成的。首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事实，使国内各种矛盾降为次要，蒋介石也可能考虑准备抗日。这是张学良送蒋的前提。其次，国内外舆论的主流拥护张、杨主张，并呼吁保证蒋的安全，和平解决事变。其三，张躬亲送蒋返宁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环节[②a]。 有的学者认为，张决定释蒋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张扣蒋后检视了蒋的机密文件，从中发现了国民政府一九三五年初开始的对日备战工作的论述。这个发现使张考虑到在“停止内战”的前提下释蒋，是有利于对日备战工作，有利于抗日大局的[③a]。 有的学者还具体分析了张匆忙送蒋回宁的缘由是：1.为了平息纷乱局面，以利国家民族；2.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3.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张、杨的责难；4.张自认能够返回西安；5.相信了宋氏兄妹和蒋介石本人的担保；6.为了国家民族，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④a]。 （二）张学良陪送蒋回宁之举的后果 有的学者对此举的得失作了评析。所谓“失”：一是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瓦解；二是张学良从此终生陷于囹圄。所谓“得”：一是促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御外侮；二是给蒋介石留下面子，保护了东北军、西北军其他官兵的安全。当然，张学良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付出的牺牲不是徒劳的，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历史已证明，此举不仅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扭转了中国历史[①b]。 有的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善后失误”不是张学良送蒋回宁之过，其重要原因是由于：东北军内部少数高级将领片面理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对蒋介石的进逼，一味妥协退让，放弃了争取张获释的条件，丧失了有利时机；东北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以及相互残杀，使蒋介石得以各个击破。如果离开当时各种因素和力量的相互作用，把一切不幸后果，都归结于张学良送蒋的帐上是不公平的[②b]。 有的学者对张学良之所以被幽禁是由于他送蒋回宁这一“感情用事”之举造成的观点持相反看法。认为，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变的性质，张学良送蒋回宁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这是由于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和动机以及他们和蒋介石在事变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③b]。 二 关于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问题 （一） 所谓“讨伐派”及其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有不少学者认为，过去把南京方面主张讨伐张、杨的势力统称为亲日派是不科学的，当时政治分野，如果以“主和派”、“主战派”来区分是比较合适的[④b]。 有的学者提出，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战”，以宋氏兄妹为首的亲英美派“主和”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论者认为，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没有形成根本对立的“主战”、“主和”两派。其根据是：1.南京政府得知西安事变的当夜，虽然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但因不了解西安方面详情，未敢轻举妄动。后得知西安方面不会加害蒋介石，救蒋有希望时，才作出讨伐西安的决议，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调集军队讨伐，并派飞机轰炸。说明南京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武力对西安方面施加压力，以保证蒋之安全，达到救蒋的目的。2.蒋在“手令”中，不是让何应钦“停战”，而是让其“暂停轰炸三天”，并向张学良提出三天之内放他回去。可见，蒋以何的武力讨伐这张牌作为向西安方向讨价还价的本钱。说明南京政府及何应钦对西安诉诸武力，只是为营救蒋介石所采取的一种策略。3.从事变后，蒋对其部署、特别是对何应钦的态度上，继续信任和重用，说明南京政府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置上，只是策略有别，救蒋目的别无二致。4.西安事变所以能够较快地得到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内部没有发生分裂，意见比较统一，同意接受和平解决的方针[⑤b]。 有的学者认为，笼统地谈论“讨伐派”，不加区分地将其视为铁板一块，是不妥当的。论者认为“讨伐派”之中是有区别的，其作用也是不同的：1.以何应钦、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是“讨伐派”的中坚。从何应钦得知西安事变后的种种表现，从何、汪一贯的对日态度和反共立场上看，断难说明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救蒋。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打着“救蒋”旗号，与日勾结，企图通过“讨伐”而“除蒋”、“代蒋”。2.戴季陶、居正等国民党元老派，是“讨伐派”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尤以戴季陶为急先锋。他们的主张既不同于何、汪“亲日派”，又不同于宋、孔等“主和派”。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讨伐派”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黄埔系少壮派。效忠蒋介石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也是他们坚决主张讨伐的根本动机。然最终部分地接受宋美龄的主和劝说，他们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主和派”的政治谈判。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①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