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为振兴中华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本文拟探讨孙中山维护祖国统一的实践和理论，分析孙中山祖国统一观的特点，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认识。回顾孙中山为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有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爱国革命的传统，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 （一） 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之初，中国已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日趋严重。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爱国救亡成了孙中山进行革命的起点。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明确指出，兴中会之创立“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①]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孙中山从策略方面考虑接受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建议，就组建华南联邦共和国或两广独立共和国一事与李鸿章等人接触。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致卜力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应“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并将这条置于平治章程六则之首，催促英方尽早表态。[②]7月24日孙中山获悉港督与调任直隶总督北上途径香港的李鸿章会谈的内容后，一针见血地揭露港督所言“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展其利益范围”[③]，至此对英国策划的两广独立阴谋持明确反对的态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了。孙中山认为，“八国联军之役以后，列强把中国看成一条肥猪，天天在宰割。……清廷必牺牲国家领土、换取小朝廷以图苟活”，[④]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因此孙中山于1905年创立中国同盟会后接连在华南组织和领导了八次反清武装起义，力图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以消除内乱和瓜分。1910年11月中旬他在槟榔屿召开筹备广州起义的会议上强调：“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亡无日。时机之急迫，大有朝不保夕之概”[⑤]，维护祖国统一的责任感和急迫感跃然纸上。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清政府还没有完全垮台，南北议和尚在进行。一美国记者别有用心地试探孙中山，称“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自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孙中山当即抵制了这一划江而治一国两府的方案，答称“不，那不行，我国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北京并没有政府。”[⑥]同年6月他对《南清早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上述方案“诚为无意识之谈，……此等卑劣之言，无事鄙人之辩驳。……乃属美人之意见，非华人之意见也。”[⑦]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祖国的统一，孙中山于1912年8月毅然接受袁世凯“共商国是”的邀请。他对报界宣布北上宗旨和政见时明确表示，“南北不可分离”，“大局急求统一”[⑧]。孙中山事后回顾说，“余自共和告成以来，竭力从事于调和意见，维持安宁，故推袁世凯为总统。”[⑨]孙中山在民国初年还对英、俄加紧侵略我国西藏、蒙古地区保持高度的警觉，坚决反对西藏、蒙古地方的分裂主义倾向。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宣布要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和财政统一[⑩]。 1912年8月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若中国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满蒙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11)]。同年秋他在北京与袁世凯的会谈中多次提及蒙藏问题。孙中山认为“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建议袁世凯“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不宜徒以兵力从事蒙、藏，……反激其外向”[(12)]。孙中山还认为“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13)]鉴于此，他向袁世凯提议，“用激烈之武力解决蒙、藏问题，借儆反侧，兼以杜外人狡启。俟一大致解决，再派善于词令深悉蒙、藏语言者，前往宣慰，较单纯用剿者，似易收效。”[(14)]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北京政府后来对藏采取“先剿后抚”的方针，派川军、滇军出征，防止了藏、蒙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1917年夏至1923年初，孙中山在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期间同样十分注意祖国统一的问题。1922年8月他向上海报界明确指出，最近六年护法之举之目的“实为统一，统一固不得谓非吾国现在最切要事。问题是护法运动所争取的统一是真统一、民主统一和共和统一”[(15)]。在孙中山看来1917年9月开始的南北战争“是一场全国性的军阀主义与民主的斗争，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北方人民自发组织示威游行和抵制运动，反对支持这些卖国贼的外国压迫者。这一事实表明，北方人民是同情南方，并与南方合作的。”[(16)]南方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列强的劝告与北京政府开始议和，“务求根本之统一与和平”[(17)]。1919年5月南北议和因遭北京政府的破坏而失败。9月孙中山等人从大局出发致电徐世昌等人，指出“国际联盟瞬将开会，国内统一则不可迟，利在和，而且利速和”，要求对方“遴择适宜之人，使之充当总代表促成和议”[(18)]，再次表示了谋求统一的良好愿望。1922年6月6日孙中山鉴于北方直系诸将有服从国会的表示，发表《工兵计划宣言》，指出“数年以来，国内战争乃护法与毁法战争，绝非南北战争。”他提出如果直系诸将能将所部半数改为工兵，留待停战，“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19)]次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平定陈炯明叛变后又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再次表示“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束。”[(20)]《宣言》称，“文今为救国危亡之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