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朱德率领红军总部胜利抵达陕北，受到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充分肯定了朱德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一、留下来，跟着他们，不管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中央红军1935年6月在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广大指战员无不感到十分兴奋。但这种局面很快被张国焘向中央闹对立所打破，给会师后的红军前景投下阴影。 从两河口会议到沙窝会议期间，张国焘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党中央发难。党中央坚持原则，对他进行正确引导、规劝和委以红军总政委之职。张国焘的虚荣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以后，勉强同意中央北上方针。为使红军迅速北上，中央军委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将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去左路军；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编组后，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来到红四方面军集结地卓克基，于1935年8月15日和张国焘一道率左路军向阿坝地区推进。 张国焘对整个革命形势的估计与中央存在着根本分歧，因此，他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一直保持着距离。尽管他勉强随军跟进，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南下川康”计划，并寻机制造借口率军南返。当左路军按中央指示，从阿坝出草地向巴西班佑进发，向右路军靠拢的行进途中，部队来到噶曲河边，因刚下过一场雨，河水略有上涨，张国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向中央发报谎称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了河，借故不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 朱德来到河边勘察，他让警卫人员骑马往返趟河，河水最深处只齐马肚，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朱德多次提出部队应过河北上，张国焘就是不允许。张国焘非常清楚，只要部队涉过噶曲河，只需三天左右的路程就与中央会合了。那时，他再要南下就不可能了。他不顾中央一再催促，不准左路军过河北上，还发电“要右路军和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①]中央在紧急情况下，决定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并一再电示张国焘等跟进。 张国焘哪里肯听中央指示？他还把中央为摆脱他的危害说成是“逃跑”。张国焘强行把部队拉回阿坝，同时命令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停止北上，原路南返。 中央北上了，张国焘要把部队向南带，朱德怎么办？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经历了多少坎坷和艰难，但还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本来，中央自撤出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好不容易才有了遵义会议给党和红军带来胜利的转机，实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更加大了胜利的希望。可两大红军主力会合仅三个月，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会师后作为支援红四方面军的一批优秀军政工作人员。不能扔下这支军队不管，更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朱德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他们，不管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二、忍辱负重，始终把矛盾限制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团结红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向张国焘作斗争。 张国焘把部队拉回阿坝后，公开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并对朱德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他先是指派人找朱德“谈话”，要朱德写文章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遭到朱德的严词拒绝，继而张国焘又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朱德进行围攻。会议在格尔登寺大殿内举行。会场外面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在会上首先把中央大骂一通，然后大肆鼓吹南下。他讥讽党中央对他南下“不能到四川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②]的严正警告，说什么只有南下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提出“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口号。[③]为了推行他的“川康计划”，张国焘还宣布要对不愿执行南下计划的人执行纪律，也不准对他的南下方针提不同意见。 张国焘讲话后，一些人跟着起哄。他们逼迫朱德当场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要他“反对北上，拥护南下”。[④]朱德挨着刘伯承就坐，不管会场气氛怎样紧张吵嚷，他都坦然自若，埋头看书，一言不发。张国焘的追随者恼了，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有的人还叫喊“不让他当总司令”。朱德不予理睬。 这时，张国焘阴阳怪气地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⑤] 朱德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