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段时期，曾先后出现过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举世震骇的“田中奏折”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日本政府还巧妙地利用国际形势和中国时局之变化，见缝插针地推行其“大陆政策”，并不断变换方式使其日益升级，终使“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段近20年的中日关系十分微妙且曲折复杂、变化多端，文章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 关键词：近代中日关系 “二十一条要求” “田中奏折” “大陆政策” 一 1914年4月17日，日本成立了以接受元老提出的“增加二师团议案，以满足军部积极扩充军备的野心”和“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以实现其独霸东亚大陆的政策”两项条件为前提的大隈（重信）内阁。大战爆发后不久，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特务组织“黑龙会”的头目内田良平硬向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一个灭亡中国的秘密备忘录，建议：日本应趁欧战之机“当机立断地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主张在支持袁世凯的同时，应该扶植其他各派势力。一旦袁世凯“抛弃日本而复与他国亲善”时，就踢开袁世凯，另换新工具。[①]大隈内阁基本上是按照“黑龙会”的方案，展开了侵略活动。它一方面，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与英、法、德、俄四国一起借款给袁世凯2500万英磅，用以安定政权。 当时，日本的中国政策是“先经营南满洲和内蒙古，再向南推进我经济势力”。1914年9月2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并以此为借口，派兵在山东半岛登陆，占领了胶济铁路线和青岛，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夺到手。大隈内阁完成了其所谓的“蝎形政策”。然而得寸进尺的日本政府不但不撤兵，竟于1915年1月18日，派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条款，这就是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要求”其要点为：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将旅顺、大连租借地等的期限延长为99年；日本人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一带的自由来往和居住等等；著名的第五号，更列举着派日本人做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某些地区中日警察合并，由日本供应武器，设立中日合作的兵工厂以及华南铁路铺设权等项目。日本政府在谈判的同时，又增兵威胁，软硬兼施，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在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中国终于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第五号外的全部要求。从此以后，这一天成为中国的“国耻日”。 “二十一条要求”，破坏了远东的均势，形成了日本独霸东亚大陆、自由宰割中国的局面。1916年7月，大隈内阁又缔结了第3次日俄协约，其中的第二条规定：“两缔约国之间一方在远东之领土权及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侵犯时，两国应即协商防护此等权益应取之手段”。[②]这样，大隈内阁利用欧战机会而巧取豪夺的地位与权利，又得到一种外交上的保障。同时又订立日俄秘密同盟条约，日俄假借“合力维持远东和平”的名义，实行其排除第三国，独立垄断东亚大陆的政策。至此，远东国际均势被打破，中国安全受控于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掀起了反日高潮。全国人民讨袁行动，也日益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对袁世凯政权也愈来愈不信任。1916年3月，大隈内阁认为“为实行帝国的方针，以袁氏脱离中国势力范围为方便，任何人取代袁氏，都比他对帝国有利，乃无容置疑”。[③]决定“踢开袁世凯”而“另换新工具”。 二 1916年9月成立的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针对中国当时南北对立、军阀割据的局面，决定支持北方的段祺瑞派，以其为日本的代言人。寺内内阁鉴于大隈内阁提出“二十一条”遭到各国、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对，于是采取了一种“经济的财政的前进政策”。通过“西原借款”援助段祺瑞，实现“武力统一”计划。段祺瑞从日本取得了约5亿日元的借款和武器装备，客观上助长了内乱。而日本却获得了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口头承认，以及东北的吉长、吉会两路及“满蒙五路”的路权，吉黑矿山森林权，与在中国驻兵、训练警察和军队的特权。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说：“借予中国之款于三倍从前之数，但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④]由于段祺瑞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大大膨胀起来。1918年5月，日本又趁与英、美、法等出兵西伯利亚之际，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军队大批开入满蒙，控制了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9月，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以“欣然同意”字样，承认大战期间日本在山东取得的特权。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国际联盟一员，参加会议。中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应该废除，希望将胶州湾租借地和山东铁路等德国的一切权益，直接交还给中国。而日本却以其获得德国在山东权益已有英、法、意等国承认，以及中日两国间曾有“欣然同意”换文为借口，拒绝向中国交还山东的各种权利，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和会满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却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线。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反日学生游行队伍，袭击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要求惩办与日订立“二十一条”事宜的主要活动人物、“抵制日货”等。在上海，工人团体开始罢工，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 “巴黎和会”后，远东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美国曾于1917年秋，由于受欧战的牵制，与日本妥协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维持“门户开放及对工商业机会均等之主义”。但战后，美国跃居西方列强之首，对远东和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英法势力也重返东方，谋求恢复和扩大在华的权益。因此欧美列强不能容忍日本利用大战之机而独占中国的局面持续下去，千方百计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英美支持曹吴系军阀，于1920年7月同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进行了一场直皖战争。打败了皖系、摧毁了大战期间日本扶植下建立起来了“参战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以沉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