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子恢“重商”思想的再认识

作 者:
王丰 

作者简介:
王丰 原《农民日报》党委副书记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1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间,敢于和毛泽东据理争辩;在受到不公正批判后,仍不改初衷,无怨无悔,可谓凤毛麟角,邓子恢就是其中的一人。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子恢在中南区工作期间,在探索经济建设时,曾提出在一定时期内以农村为中心、以商业为重点的思想,后来受到批判。这一段“公案”颇有研究价值。

      一、邓子恢的“重商”主张和被批判的经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指出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入城市,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工业化建设。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各野战军重新作了分工:第二野战军从中原进军西南,第四野战军经略华中(后改称中南)。领导干部也相应作了调整。中共中央华中局由林彪任第一书记,罗荣桓任第二书记(未到任),邓子恢任第三书记。1949年5月,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南下,在开封与邓子恢会面。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华中地区实际情况,他们对华中区今后工作交换了意见。在执行毛泽东主席“四面八方”政策时,邓子恢提出,公私关系目前以私方为主,工商关系目前以商业为主。这在当时,是颇为勇敢的。

      根据上述思想,1949年6月初,邓子恢在河南省会开封市各界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做好商业工作与运输工作,搞好内外关系与城乡关系。河南有许多特产,如烟叶、棉花、花生、小麦、鸡蛋、桐油、药材等。这些特产,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向外地运销的。因此,河南农村经济对城市的依赖很大。许多工业,如榨油厂、打蛋厂、面粉厂、(棉花)打包厂等等,都跟着这些特产的运输而发展。如果这些特产不能畅销外地,价格暴跌,结果不仅损害农民利益,商业也不能繁荣,许多工业陷于停滞,整个社会萧条。所以,为农产品打开销路,货畅其流,是河南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的关键。”[①]为了发展商业,邓子恢提出正确处理牙行问题。他说,如粮行、棉花行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仍是有用的。许多同志只看到牙行封建性的一面,而否认了牙行经纪人作用的一面,因而反对牙行,甚至想把牙行取消,结果防碍了商业流通,这是害死自己的愚蠢行为。

      这以后,中共华中局移住武汉,在探索城市建设方针时,邓子恢仍然主张从商业着手。

      1949年10月31日,邓子恢在武汉市党代会上作了题为《论华中城市建设新方针》的报告,对华中各地城市当前形势的特点作了分析。他说,首先,商业比重大大超过工业比重。以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为例,据江汉关1946—1948年统计,农产品的出口及工业品的入口均达80%以上。武汉市基本上是一个商业城市,工业生产及对农产品的销纳力量极其有限,实际上是外来工业品的集散地和农产品的转口市场。其次,私营经济大大超过公营经济。私营经济虽然居于优势,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城乡交易还没恢复正常状态。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扶植私营。无论工业、商业、金融、运输,都是如此。其中,基本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而当前工作重心则是扶助私营。邓子恢耽心有人反对,又补充说,今天,以商业为重心,正是为工业发展准备条件,而不是拿商业与工业对立起来,来与工业论先后,比轻重。在国家建设方针上,“重商”轻工的思想是不对的,工商并重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工业化这个基本方针,绝对不许动摇。

      同年9月,邓子恢在华中区首次工商贸易会议上,也提出必须与私人资本合作,必须善于团结他们,推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国营贸易部门领导下,共同来完成恢复商业完成贸易任务。而要达到这一点,对他们必须采取合作政策而不是排除政策;必须采取分利政策,而不是专利政策;必须采取团结政策,而不是打击政策。在交友上,需要与他们往来,建立感情,互相研究,互相切磋,但又不要同流合污。当月,他在华中区税务会议上讲话时又提出,要发挥私人资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限制其破坏因素。

      邓子恢几次提出的华中地区在解放初期一段时间内,要以商业为重点的思想,在中央领导层中产生了不同意见,特别是邓子恢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这篇讲话,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

      据华中局副书记李雪峰和秘书长杜润生回忆,这篇讲话传到中央后,引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注意,认为有点问题,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是依靠资产阶级的思想。后来中央领导人约邓子恢谈话说,中央所以同意华中局一段时期内以农村为中心,是因为当时干部不愿下乡,城乡关系很不正常,提出以农村为中心,起了鼓舞干部下乡的作用。但长期下去是不合适的,重点不能转移。毛泽东也对以商业为重点提出质疑,说,“四面八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里边就包括商业在内,不能把临时现象看成基本问题。他还说,在城乡关系上提以农村为中心,还说得过去;提出劳资关系以资方为主,这是和七届二中全会唱反调。刘少奇也说,你们提出问题,抓住加以解决是对的,中央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是手段,如提以商业为重点,手段代替了目的。应当说毛泽东、刘少奇对邓子恢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邓子恢回到华中局后,也作了传达、检讨。到此为止,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邓子恢是提法错误,工作还是好的。但不可否认,这次批评为后来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邓子恢遭受大的批判,一共三次。第一次是1955年,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谈话持续5个多小时。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除说他在合作化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外,还调阅了他在武汉市党代会上的讲话,有提供“四大自由”和依靠商人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右倾错误。这就第一次给邓子恢定了性。邓子恢被迫检讨。

      “大跃进”受挫后,国家处于严重经济困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一些“左”的做法的弊端充分暴露。1962年邓子恢先后在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高级党校、共青团中央和中直机关下放干部会上,多次应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指出实行公社化后,农村生产力下降了。尖锐地批评了瞎指挥、高指标和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以及穷过渡等等。还说,“大跃进”所产生的“五风”,并不是从1958年才有的,而是1954年、1955、1956年就有了,1953年就有瞎指挥的现象。康生很快把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送给了毛泽东。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