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是一位清贫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才。在他从事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过程中，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帮助，修改讲话稿，便是其中之一。 1952年，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正轰轰烈烈进行。9月，民建会北京市分会召开动员大会。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将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他亲自写出讲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然后把讲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很快阅读了讲稿，并仔细地加以修改。毛泽东还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唯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 毛泽东对黄炎培的讲话稿修改主要有：一、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经济的领导”；二、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了一段话：“我们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对讲稿之所以作这样的修改，这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之时，对于资产阶级的要求要有一个适当的度。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诚恳地写道：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那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黄炎培反复读了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思想豁然开朗，他深切感到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教育和帮助是赤诚的，同志式的。当晚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回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1952年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建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这个报告立即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普遍的良好反响。 此后，黄炎培更加积极工作，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同时还经常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也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对他反映的情况表示感谢；对他的建议予以肯定；对他努力学习力求进步给予热情的鼓励，并对他积极主动的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