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作 者:

作者简介:
邱松庆 厦门大学历史系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1 期

关 键 词:

字号:

      1927年4月18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73次会议决议,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厅举行了成立典礼。这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这一政权能在当时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军阀混战中得以建立,除了社会历史条件及蒋介石个人的军事政治因素外,与当时中国的三大财团(即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财团)的大力支持是截然分不开的。特别是江浙财团在其建立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江浙财团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过程中,竭尽了犬马之劳。

      首先,在财力方面。江浙财团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江浙财团各银行的投资人和主持人,大都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三省的工商界代表人物,他们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一时期沪宁、沪杭一带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大都同这些银行发生金融往来或投资关系。因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中国民营资本各行业中占有较大的优势,超过当时的华北、华南等财团。具体可以用以下数据说明:1895~1913年间,上海一带设立的工厂有83家,资本总额23879万元,分别占同期全国设立的工矿数的15%和资本总额的19%;1913年,全国19家纱厂中除3家外,其余16家都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无锡、南通、杭州、宁波等地。其中设在上海的纱厂有纱锭14万枚,占全国纱锭总数近30%。至1925年,上海各纱厂的纱锭数又发展到68万枚,占全国纱锭总数的36.8%,远远超过华北财团中心的天津[①]。就金融业看,“南四行”(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的定、活期存款,从1921年至1927年,经常居各商业银行之首。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存款则更多,高达8978万元,远远超出“北四行”(指华北财团所属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江浙财团金融势力还渗透到全国各主要银行。当时,“南四行”及其当权人物叶揆初、陈光甫、李馥荪等,都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和大存户。所以,依靠上海这一经济中心而生长起来的江浙财团,尽管政治条件不如华北财团,但在经济实力上仍稳执全国的牛耳。而且,随着北洋军阀政权力量日益削弱,华北财团势力不得已渐渐南移,向江浙财团靠拢,并渗入了江浙财团的力量。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1916年在商股控制下宣布抗拒停兑令后,形成半独立状态,事实上已为江浙财团拉了过去,逐步加入了江浙财团的行列。不久,该行经理张嘉璈(后成为江浙财团代表人物之一)调任总行副总裁,长期掌握了总行实际领导权,从而使整个中国银行同江浙财团进一步发生了关系。交通银行也有类似情况。交行的商股势力,同样操纵在江浙财团之手。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拒停兑令中,交行上海分行虽未参加,但不久即由接近江浙财团浙江籍的钱永铭担任上海分行经理,不久又调任北京总行总经理。

      此外,华南财团,主要偏于港、粤一带,其业务大都侧重于汇兑,不敢同江浙财团竞争,不少方面还有赖于江浙财团支持,更谈不上同其分庭抗礼了。

      因此,江浙财团凭其拥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与居于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竭尽全力支持南京国民政府。

      早在北伐战争期间,从1926年秋季起,江浙财团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嘉璈(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便向广州的中央银行提供50万元的借款,该款约等于北伐时期所需军费的1/4。次年1月,又再次向蒋介石提供了一笔数额相同的款项[②]。当北伐军至上海时,江浙财团为蒋提供了数额不断增加的财政援助。江浙财团另一代表人物虞洽卿也千方百计为蒋筹集经费,仅1926年11月便通过陈光甫为主任的“二五库券委员会”募集了1800万元。1927年3月,他又同江浙财团其他负责人一起,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和“对外应时势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为目的,撇开与旧军阀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由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3月22日另行成立了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纱厂联合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同时,还把华北财团金融巨头钱新之(浙江吴兴人)拉来参加这个联合会并担任常委,由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分任主席和副主席,从而为蒋介石募集资金扩大了财力范围。同年4月1日,江浙财团先向蒋介石垫付300万元(其中银行公会200万元,钱业公会100万元)直接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重金援助[③]。4月25日,又拿出300万元,犒赏蒋介石政变有功。接着又帮助蒋介石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财团中摊派:上海银钱业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300万元,江、浙两省1200万元,绅商700万元,两淮盐商300万元。时过不久,又两次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卷”共4000万元[④]。这样,江浙财团在短短时间内为蒋介石提供了总共7000万元的巨款,从而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迅速组建起来。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江浙财团上述经费资助,蒋介石上不了台,即使上了台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在人力方面。江浙财团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集团,许多人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的还是国民党元老。而身为浙江奉化人氏的蒋介石与他们中的许多头面人物有着特殊的关系。

      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人。1906年于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并在日本与蒋介石相识,同时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联络上海商团参加了武装起义。上海光复后,被任命为沪军都督。他与当时旧官僚、立宪党人、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成为颇有权势的大军阀、大党阀、大财阀。蒋介石曾任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校级参谋,成为陈的亲信与助手。而陈其美则是蒋介石的师祖。后来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后,蒋介石痛哭失声,立即亲往出事地点,将陈尸体运回自己在上海秘密寓所入殓,并撰文悼念。而陈其美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后来也受蒋倍加关照,担任了国民政府的重要职务,成为“四大家族”重要成员。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