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从中央、中央局、省委、地委到县委五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七千余人，这是我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会议的中心是总结过去几年困难产生的原因，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确定今后的工作目标。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讲了下面一段话：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少奇同志的好作风。我这个人，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作，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又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作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厂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同志们，今年大概有机会吧！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我得到一个地方去研究一个公社，另外要到一个地方去研究几个工厂，因为工业跟农业不同，它是分门别类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使人感到他似乎下决心要深入实际做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时隔不久，到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却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指导思想越来越“左”，最后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失。检查当时的情况，造成后来这一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毛泽东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在60年代初表示的要深入调查研究的诺言，是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非常活跃，也非常兴奋，下工厂，看农村，日夜不停地奔波于全国各地，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商讨制定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一心要让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富强起来。本来他是带着最美好的愿望，用足了劲干的，但结果事与愿违，他所看到的却是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倒退，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对此，毛泽东常常沉默不语，显得心事重重。痛定思痛，他悟出一个道理：这几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历史悲剧，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领导同志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尽管在全国胜利前夕他就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架子。”[①]但真正放下官架子，努力钻研经济并精通经济工作的干部并不多。毛泽东认为，许多人以感想代政策，盲目相信下面虚报的数字，搞瞎指挥，刮“共产风”，开展几个“大办”等等，都是官僚主义和不懂经济的表现。最近几年的教训，就是吃了不懂经济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学习的亏，吃了情况不明的亏。“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②]所以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说：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个调查研究，现在就作得很少了。为此他向大会保证：今年也来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就想到一个地方，作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也只有这么六个就差不多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重新重视了调查研究。这个调查研究，不仅仅是指下面的干部，而且包括他本人。如果不调查，不摸清情况“就不行”。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1961年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下到基层作比较深入的典型调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作了整整44天的调查。周恩来到湖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了调查。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了调查。毛泽东采用的方法，是组织几个调查组代他调查。组织调查组调查，也是调查的一种形式，作为党的主席，可不必事事躬亲。事实上，毛泽东组织的调查组的调查研究活动为他纠正那几年的一些错误，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的中国所出现的困难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毛泽东从未体验过的，如果不去直接与实际接触，对情况和问题的了解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往往受原有的观念、意识影响。他人反映的情况符合他对这个事物的看法的话，就很容易接受，反之则难以接受或者难以完全接受，当时的毛泽东正是表现了这一点。另外，毛泽东面对当时的困难，心中比他人还多着一层复杂的考虑。除了想办法解决问题之外，还不能不顾及个人的威望。比如：1959年他由武昌去长沙的路上，曾向陪同他前往的王任重讲起春秋时秦穆公对伐郑失败承担责任，始终重用孟明的故事。他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联系当时的经济形势，体会毛泽东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意味深长的。他对国民经济出现的困难，深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个检讨做不做？怎样做？做的后果是什么？等等，也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假如他深入基层，像刘少奇一样，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当中，亲眼看一看工人、农民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并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悲惨现象，和工人、农民一起聊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劳动、收入情况，听听他们的心声，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他心系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在现实面前，还能无动于衷，得出和工人农民相反的结论吗？还能说天灾是主要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吗？还能把一些同志正视现实，承认困难说成是刮“黑暗风”吗？同时也一定可以冲淡他对个人威望的考虑。一个人认识的调整或者改变往往是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来达到的。毛泽东没有相关的社会实践经历，又未亲自作真正的调查研究，也就很难改变他原有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