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叛党叛国、私调飞机仓惶出逃的反革命事件。周恩来生前指出，“九·一三”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从九大搞夺权，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最后搞“571”（指林彪指使儿子林立果一伙在上海密谋的“武装起义”计划）。当时，由于毛泽东洞察一切，南方巡视提前于9月12日回到北京，从而彻底打乱了林彪策划的武装政变、分裂党和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林立果在毛泽东到达中南海的同时，窜到西郊机场私调了林彪经常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飞往靠近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当晚林彪就是乘坐这架飞机出逃的，两个小时后于蒙古境内机坠身亡。真可谓机关算尽，葬送了自己性命。 “九·一三”事件整整过去25年了，笔者当时在空军指挥所亲历了这一事件的始末，现在回忆起来，仍感慨万分。 （一）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日，空军办公大楼和往常一样平静。晚上，林立果在空军的法西斯别动队“小舰队”成员麋集在一位副司令员的办公室内，正密谋策划次日南逃，另立党中央的行动计划。楼下指挥所内一如既往，值班指挥员、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去天安门了，因为当晚正组织国庆群众游行的彩排，指挥员由副参谋长白云代替，总值班员是空军指挥所的副所长王级三，值班作战参谋是徐心德（现任空军副参谋长、少将）和我。 晚10时半左右，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指挥所找梁璞，因为北戴河中央警卫部队报告周恩来，林彪女儿林立衡反映，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去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①]，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后来又说，林彪、叶群、林立果等马上要乘飞机出逃。当时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所以当面就问吴法宪，空军在山海关的飞机情况，吴便打电话找梁，没找到梁就又找了胡萍[②]，后来才向周恩来谎称，三叉戟256号是夜航试飞，中途故障，降落在山海关机场。周恩来当机立断，命令“这架飞机停在那里，待修好后立即回来，不准带任何人来北京”，“今天晚上的各种飞行都停止，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吴法宪遵照指示，又来电话让通知各军区空军、指挥所，立即停止各种飞行，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统统不要飞了。徐心德及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调度室等传达了这一命令。此后，周恩来派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亲自掌握那里的情况。晚11时半，吴、杨到达西郊机场空军某师指挥所，吴法宪神色慌张，急嚷着要找该师师长时念堂，并要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潘景寅（256号飞机机长、师副政委）。 9月13日零点32分，空军调度室报告，山海关机场三叉戟256号飞机起飞，航向西北，并告梁参谋长在调度室。同时，周恩来也得知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256号强行起飞，便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命令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镇指挥，随时报告情况，24小时都不要离开；随后，又派纪登奎（副总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零点40分，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你们指挥所，需派人到门口接一下”。于是，王级三报告梁璞在何处后立即跑去办公楼大门口等候，我和徐分别报告了空军王辉球政委，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副司令员。随后李德生带警卫参谋进入指挥所，白云指着总空情图板报告了三叉戟的飞行动态。正在李德生查问梁璞在何处时，梁璞从调度室来到了指挥所即向李德生报告了一些三叉戟的情况和飞行特点，说：机上机组不全，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都没有上去，高度只飞3000米，耗油率比高空增加许多，看来最远也只能飞到依尔库茨克，但这正是回避我夜航截击机打击的较有效办法等等。李德生听取梁的报告后，看着标图板显示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了三叉戟飞行的动态。这时，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王飞（林彪死党，空司副参谋长）等相继进入指挥所。首长们表情严肃，一点不象梁璞那样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地大声讲话，尤其是王飞脸色铁青，身着短袖衬衫，坐在我身旁，好似有些发抖，因为他下午4时才送走林立果，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件他心中最有所悟。 接着，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着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于温都尔罕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笔作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要找他们指挥所值班指挥员亲自接电话，叫航行局局长尚登娥也来，航行部门要知道。我与徐心德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对方都是首长，接电话、记录、复诵都很费时，作战部副部长郝昌照主动站起来帮我们也向下传达命令，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接着空军在场首长研究，经李同意，又向各军区空军指示，要增开地面警戒雷达，严密对空监视，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