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与其它地区的抗日知识分子一样，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不仅表现在抗战的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国民外交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抗战理论方面的建树。这里，笔者试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探讨。 在从事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抗日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一界定，并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类型作一划分。本文依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日实践认为，抗日知识分子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主张、参加、支持和同情抗日救亡斗争的知识分子。而与抗日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为“汉奸知识分子”。[①]抗日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区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就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而言，依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态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胡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种类型是由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由青年学生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第三种类型是由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大致包容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全部。当然还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数量少，其对日态度与资产阶级右翼差异不大，故不加以单独阐述。此外还须说明，随抗日救亡运动的长期发展，有的抗日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曾发生转化。如邹韬奋和一批青年学生等相继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而上述划分是相对的。下面本文就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爆发，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依据当时中日战争的状况，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抗日主张。由于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全国还处于局部抗战的状态之中，因而他们的抗战理论还处于形成阶段。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不断加深，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局部抗战转化为全国抗战，他们的抗战理论也随之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在伟大的全国抗战的实践中，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或影响下，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都形成了比较正确的抗战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 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构建的抗战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全面持久抗战论”；二是“苦撑待变论”；三是“复兴论”。 1.全面持久抗战论 所谓“全面持久抗战论”，是指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已经“不仅是军队和军队作战的平面战争，而是整个的民族对于侵略者的立体战争。”[②]同时又由于敌强我弱，中日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终结，中华民族只有在长期的战争中，才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基于这种认识，郭沫若回国后不久就撰文坚定地指出：“抗战是我们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③]沈钧儒也著文强调，在“严重的全面持久抗战中间，中国很迫切需要造成一个全国整的力量[④]，以推动抗战的进程。”此外，邹韬奋、章乃器等抗日知识分子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全面持久抗战论”包括两方面内容： 其一是“全面抗战论”。对此内容，郭沫若著有专文予以阐释，颇有代表性。他在《全面抗战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战争不是“平面战争”，而是“立体战争”。这种“立体战争”，“已经不是单独的军事上的事，这儿是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了起来；全国的学术、产业、政治、经济、教育、训练等等，在平时都要有充分的素养，而且是有系统有计划的素养，然后才能结晶为现代的立体战争。”[⑤]在该文中，他充分肯定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是“立体战争”。认为中国要取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后胜利，必须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抗战。并且还提醒政府和国人对全面抗战的意义“再加认识”。[⑥] 其二是“持久抗战论”。关于这一内容，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都有过科学论证。而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抗日知识分子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七七”事变后，一些人对于“战局的转变颇呈出一种仓惶的现象。”[⑦]也有一些人“存在着一种侥幸的念头，希望战事早早得到一个段落”。[⑧]对此状况，郭沫若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实际后指出：“敌人不是一月两月可以打倒的敌人，因而我们的抗战也不是一月两月便可以告一段落的抗战。”他认为“我们这篇伟大的用血写出的文章才仅仅是开头。”突出地强调要“坚定着自己的决心，要抗战他一年两年乃至十年八年，在敌人没有打倒之前我们是永远不会停止的。”[⑨]郭沫若这一持久抗战的观点，在稍后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一文中给予了更为系统的阐述。邹韬奋对“持久抗战论”的贡献，则突出地强调持久战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他认为在心理上，必须首先认清“这次为抢救危亡而抗战的历程是艰苦的历程。”要有“百折不回义无返顾的沉着心理。”在物质上，必须“一面抗战，一面应注意生产的继续”，并且还要在“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之下，作加速度的更紧张的生产工作。”[⑩]而沈钧儒也认为，要坚持持久抗战，除“政府的决心”和“民众的力量”之外，还要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的形势”。[(11)]因此，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邹韬奋、沈钧儒等都认定，中国只有经过持久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敌才能被打败。尽管其历程艰辛，但是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