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对抗战时期的长江局贬多褒少，笔者认为，尽管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它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长江局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或错误。但长江局的历史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总体上来考察，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本文着重从长江局对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战文化事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来加以论述。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于1937年12月。“当时长江局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还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①]这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全面抗战所作出的重要部署，包含着既联合友军又发展自己的双重任务。长江局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一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所带来的抗战危机；二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党内波折。面对抗战初期多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长江局领导为坚持贯彻党中央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作了坚决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从而使长江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长江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还是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上，都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由于以往论著对长江局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及其错误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仅对长江局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试作论述。 一、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组建新四军，使国统区我党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一、恢复和发展南中国各省的党组织，建立了各省领导机构。 长江局一成立，首先面对的任务，便是要恢复和加强南中国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在抗战前，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已遭到普遍的破坏。除了15个游击根据地保存有一些党的力量外，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只留下北方局所属组织和上海、西安等地保存下来的部分组织外，其他都已被摧毁殆尽，有党组织关系的党员为数极少。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由中共中央自陕北派出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的、还有这时经组织营救出狱的党员分散到各地，但人数仍很少。这同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战形势显然是极不适应的。如果不首先把各省的党组织恢复或加强起来，就谈不上开展党的工作。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达武汉，10月，以中央派出的原红三十一军政委郭述申和刚出狱的钱瑛、陶铸组成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不久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次年6月正式成立省委。董必武任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陶铸任宣传部长。1937年9月，在开封建立了中共河南省委，次年2月，长江局派陈少敏、彭雪枫等充实了省委，后又陆续整顿或建立了豫东、豫西、豫南、豫中等特委。1938年1月，在安徽寿县成立了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曹云露任书记，张玉屏任组织部长，宋天觉任宣传部长。1937年冬，中央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直属中央，由长江局联系。南方各省党组织的恢复或建立，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了火种。 第二、通过统战关系，取得合法地位，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游击战争骨干。 在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和指示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举办了4期抗日训练班，派彭康、方毅在红安七里坪秘密举办训练班。毕业学员一部加入新四军，一部回农村准备发动游击战争。1937年冬至1938年夏，长江局委托陶铸通过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的关系，以训练“农村合作社”人员名义，由李范一出面，在汤池、应城举办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游击骨干，组织了游击队。中共河南省委由彭雪枫在竹沟开办教导大队，派郭晓棠和一批青年参加国民党第十五军政训练班，参加五战区李宗仁在潢川办的青年军团。徐州地区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同李宗仁建立了统战关系，并以“动委会”名义训练了农村游击战争骨干。同时，长江局还部署了部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的任务。这些措施尽管后来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胜利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游击区和新四军工作问题，明确规定了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长江局依据这些原则立即着手进行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同年底，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叶挺在武汉筹划组建新四军等问题。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遵照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会议的精神，部队按江北、江南分别集中。江南方面，分别组建第一、二、三支队。长江局于次年元月批准江南各部队向皖南集中。江北方面组建的第四支队，是在长江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改编集中的过程中，长江局一再提出了巩固部队和发展部队的任务。可以认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长江局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 二、同国民党建立了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关系，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国内外各界人士，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对内称长江局）到武汉的目的，就是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建立两党合作关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国外的影响，团结各方面的人士一道抗战。代表团抵达武汉后，同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就国共关系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尽管国民党当局对共同纲领、合作组织形式等主要问题无诚意解决，但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各民主党派的呼吁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改革政府机构，加强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等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合作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