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较大分歧，台湾学者一般认为中共不赞成北伐，大陆学者则大都说中共积极主张并坚决支持北伐。笔者觉得由于对中共的北伐态度缺乏一种全面、客观的考察，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中共的北伐态度再作一考察，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一 通过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大业。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孙中山就于1917年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组织的首次北伐。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此次北伐实际上还未进军就归于失败。1921年底，孙中山再次组织护法。对此，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谴责了吴佩孚对南方用兵的“敌视民主主义的行动”[①]，对此次护法北伐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即于9月5日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宣布出师北伐。稍后又发表《北伐宣言》，声明要与浙卢、奉张共讨曹吴，推倒军阀及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此次北伐表示坚决反对，中共机关报《向导》刊文指出：所谓北伐讨曹是“根本错误”的[②]；国民党应“毅然决然宣布停止北伐，收缩一切军事行动与准备抛弃广州政权”[③]。 中共反对此次北伐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共认为，齐燮元兴师攻浙不是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实质上“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中国都仍将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④]。所以，偏袒参战任何一方的言行“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⑤]。孙中山联合在野军阀反对执政的直系军阀的北伐“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这种政策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要求，丝毫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局面[⑥]。 第二，中共领导人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根本不具备北伐的革命力量。陈独秀明确指出，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无法与军阀对抗，姑且不说推倒全部军阀的阶级力量，就是仅打倒直系军阀也是“奇想”；认为国民党的北伐军事行动只能建筑在“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的基础上，这样的北伐“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必须毅然决然、抛弃北伐政策[⑦]。彭述之也指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必须通过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国民参加国民革命才能成功，而国民党此次北伐“是武装土匪、拥护国民党的新军阀，去替他们争夺地盘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⑧]。 第三，中共领导人认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肃清内部”，而不是北伐。陈独秀在《肃清内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内反动分子的反革命倾向正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日益鲜明，如不采取肃清内部政策，把他们从党内清除出去，“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同时，在广东境内，反革命的商团虽然被打退了，但广州政府受反革命势力宰制的危机未曾稍减。因此，“国民党目前的重要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广东）境内的反动分子。自己内部一塌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⑨] 客观而论，孙中山此次北伐时机确未成熟，仓卒出师是失当的，且孙中山在宣言中声明要与奉张、浙卢等“友军”共讨曹吴，更是隐没了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模糊了革命阵线。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批评符合革命利益，但主张放弃广州政权的主张则是错误的。中共的正确策略应当是说服并切实帮助孙中山巩固和扩大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建立巩固的基地和后方。如果放弃广州、抛弃政权，就使北伐基地失去了依托，国民革命意义上的北伐就无从谈起。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抛弃广州政权的主张，并积极投入了东征陈炯明等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二 1925年底至1926年春，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坚决反对北伐转变为积极主张北伐。 首先实现这一转变的是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共广东区委。1925年12月20日，中共广东区党、团委员会联合发出《告广东民众》，明确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北洋军阀势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⑩]。次年1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又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强调，国民党应深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11)]。在这里，广东区委虽然没有提“北伐”一词，但实际上已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即广东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 接着，中共中央也从1926年1月中旬起转而积极主张北伐。1月14日出版的《向导》发表了彭述之《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束与民众目前之责任》一文，指出广州政府因为要肃清内部反革命势力不能参加反奉战争，是1925年底反奉战争“流产”的重要原因。由于反奉战争的失败，“中国政局已快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快到了奉直两系军阀和其它一切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的势力进攻的时期了。希望广州政府赶快起来“问鼎中原”，号召全国民众“真正有力组织起来，敦促广州政府和国民军一致地继续向奉系军阀进攻”[(12)]。2月7日，中共中央联合共青团中央发出《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援助国民军，“并集合在一种行动的组织之中，表现自己的势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13)]。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北京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北伐问题，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14)]。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北京特别会议的第79号通告，再次强调“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