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工作重点从民主革命时期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有一个“工作怎么起动，全省怎么带动起来”的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工作，福建省是采取广泛征集资料来起动，以重点专题征编和编史来带动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是继续延用原来的办法，还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特点和我们省的实际情况，采取新的决策？这个问题，我们想了一年，议了一年，试了一年，才理清思路，确定以专题研究来起动，以六年规划即系统工程来带动。 “以专题研究来起动”，有4层意思：一是以专题研究的需要征集史料，而不是先广征，后搞专题；二是把征集、研究结合起来，为编史打基础、撑骨架，不是截然分段，或搞两套人马；三是骨干、重点专题先行，同时考虑其他专题，不是搞一篮子专题，齐头并进；四是投石问路，锻炼队伍。 “以六年规划即系统工程来带动”，关键在于：一是明确提出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福建党史这一大目标，以编史为龙头，为主线，带动党史各项工作，以增强党史事业感召力；二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把专题研究计划与编史计划结合起来，既以编史要求来扩展征集，深化、带动专题研究，又为编史夯实基础，以增强科研群体的凝聚力；三是要求各地规划与省里六年规划相衔接，以省带动各地，以地带动各县，以发挥党史事业的更大影响力。 实践证明，确定总体思路难，具体组织实施更难。思路明确后，贵在起动，贵在咬定“目标”不放松。 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搞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观。不是以这个史观为指导，就是以那个史观为指导。搞党史研究或者专题研究，不讲史观是不行的，也是不现实的。只是你自觉或不自觉而已。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发展到科学，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搞党史专题研究或者编写地方党史，毫无疑义，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历史决议的原则和精神。从史学角度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内容有3条：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变革。研究、编写党的历史或党史专题，首先必须把唯物史观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搞清楚。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理论功底深不深，理论准备足不足，首先取决于此。 台湾学者是不赞成唯物史观的，这从他们出版的一些史著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主张民生史观。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兼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解释说：“民生史观就是三民主义历史观。”尽管当年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倡导、鼓吹，但民生史观在世界史坛上信奉者还是廖廖无几。因为它不是强调以物质为中心，而是主张以人的灵性理智为中心。 在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潮。这股思潮对党史研究是一种干扰。在哲学、文学、文艺等领域同样遇到这股思潮的干扰，但在史学研究领域尤其显得突出。这股思潮概括起来就是4句话：“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流，淡化意识形态。”当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问题，在史学领域主要表现以下7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提出质疑。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践，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二是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指责五四运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即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说它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是全盘的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把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说是“外来的异族文化”，与我们民族精神格格不入。 三是否定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 四是用改良否定革命。认为中国近代从谭嗣同开始，都是激进主义思潮占上风，如果孙中山不搞辛亥革命，也许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实现了。他们断言“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因此提出：要告别革命，他们认为革命过去历来被认为是褒义词，其实应该是贬义词，放眼世界，凡是搞了改良，结果比较好，而相反，凡搞过革命的国家，现在情况都不很理想，英国、法国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英国、法国在西方世界始终不算头等国家，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现在就是要用文化保守主义代替政治激进主义，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和消除主流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 五是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一一翻案，而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历史巨人如林则徐、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一贬再贬。说什么“太平天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曾国藩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和主流。”所以，现在书摊上，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家信比比皆是，而且评价它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启发人们“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有人还提出这样观点：是袁世凯开放的文化政策培育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毛泽东，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成长归功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还污蔑毛泽东是“农民的皇帝”，是“大空想家”。这是典型的反历史主义的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