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与内陆亚洲的关系，是海外学术界长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却关注较少，成果也较为薄弱。内亚诸国与辽代之交往，据《辽史》记载，主要是波斯、大食和阿萨兰回鹘等，其中大食国遣使来辽朝三次，依次是天赞三年(924)九月“大食国来贡”①；开泰九年(1020年)冬十月“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②；太平元年(1021)三月“大食国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③。《辽史》之所谓“大食”究属何指？黄时鉴先生尝撰《辽与大食》④一文，依据中外有关史料文献尤其是波斯、阿拉伯文献等资料，运用审音堪同的研究方法，考证辽代之所谓“大食”并非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而是“处在喀喇汗国和于阗以西的河中地区”⑤，并谓“874年至999年之间，此地有一个萨曼王朝，以蒲华罗(今布哈拉)为首都，它是河中地区操东伊朗语诸族摆脱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统治的产物”⑥。故黄先生考证遣使辽朝来贡的“大食”，应该是萨曼王朝，确为至论。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彭晓燕和中国学者刘迎胜教授等在黄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萨曼王朝灭亡后，辽圣宗时遣使辽朝的所谓“大食”，当为其时统治河中地区的喀喇汗王朝⑦。笔者拟以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对辽与内陆亚洲诸国之政治、贸易关系以及对辽代丝绸之路的影响略加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辽与高昌回鹘、于阗的关系 “内亚”一词，始于拉铁摩尔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他所提出的内亚范围广大，主要包括满洲、蒙古、中亚、西藏等地区。本文所指的“内亚”，其地理空间限定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西突厥斯坦以东的干燥地带”⑧，亦即中国典籍中泛称的“西域”地区。⑨故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是辽朝与其西部边境内外、阿尔泰山以西的西域各国的关系，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今天的新疆直至中亚五国一带。在辽朝统治期间，这些国家政权包括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于阗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波斯-突厥系国家萨曼王朝和其后继者伽色尼王朝等。西辽立国之初，内亚诸国除高昌回鹘和东喀喇汗国之外，伽色尼王朝的领土已经分属塞尔柱帝国及古里王朝，而西喀喇汗国、花剌子模则为塞尔柱王国属国。经过耶律大石对内亚的经略，高昌回鹘、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和花剌子模先后归顺西辽，塞尔柱帝国几乎完全退出内亚，古里王朝则很少染指内亚地区。故本文主要对上述内亚国家与辽朝的关系加以论述。 高昌回鹘位于辽西南路招讨司辖境以西，其统治范围大约在今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在辽朝国祚的两百多年里，高昌回鹘与辽朝互动是内亚各国中最为频繁的。高昌回鹘与辽的关系也较为全面，包括贸易往来、姻亲关系、军事合作等多个层面。《辽史·属国表》中对于高昌回鹘的称呼比较复杂，有“和州回鹘”“高昌国”等已有定论的称呼，也有“阿萨兰回鹘”“回鹘”等尚有争议的称呼。根据华涛先生的考证⑩，所谓“阿萨兰回鹘”即指高昌回鹘。此外，《辽史》中的“回鹘”亦多指高昌回鹘，据《宋史》载：“高昌国……语讹亦云‘高敞’。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11)《辽史》中有大量关于回鹘向辽帝国朝贡的记载，显然可以视作高昌回鹘与辽宗藩关系的直接证据(12)。但是，也有如安雅·金所言，这些“进贡”经常名不副实，也可能仅仅是反映密切的商贸往来。所谓宗藩关系的性质，学术界亦多有争议，作者认为宗藩关系成立的核心是两个以上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的朝贡和册封行为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朝贡国与藩属国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由于辽帝国与高昌回鹘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性，所以存在着频繁的册封和朝贡关系行为，为辽与高昌回鹘奠定了宗藩关系基础。辽太祖曾经“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据作者考证，这里的浮图城应指天山山脉(13)，说明辽曾经发兵深入高昌回鹘腹地。天赞三年(924)，辽太祖在西征途中，“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14)，更是表明辽在军事上对高昌回鹘具有的压倒性优势。高昌回鹘以西有宿敌喀喇汗国，甚至在961年大败于喀喇汗国后，短暂沦为其附属国(15)，因此要确保国祚存续，高昌回鹘必须向东寻求支持。而此时东亚存在辽、宋两极，其中宋朝相隔较远，而辽不仅军事实力强大，与高昌回鹘接壤，且在大多数时期两国商贸往来也较为频繁，加之回鹘文化在社会生活、宗教、官制、语言等方面，与契丹较为接近(16)，这使得高昌回鹘显然更愿意选择与辽国建立宗藩关系。故《辽史·属国表》当中有关高昌回鹘“进贡”的记载总计有54次，统和年间(983-1012)几乎年年必贡，最高甚至达到一年三贡。如此这般高频率的贸易往来，在内亚各国乃至于辽的所有“属国”当中都极为罕见，甚至超过了曾行辽朝年号的高丽，足以证明辽与高昌回鹘间宗藩关系的亲密。 随着辽与高昌回鹘宗藩关系的建立，辽与高昌回鹘还通过缔结婚烟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重熙十六年(1047)，“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17)，说明辽公主曾下嫁高昌回鹘，且为其国王生有一子。“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18)说明辽和高昌回鹘之间形成了传统上只有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才可能形成的“甥舅关系”和彼此较高的政治互信。此外，辽也曾经多次干涉高昌回鹘的内政。统和初年，高昌回鹘曾经尝试与宋朝发展关系，宋遣使王延德回访高昌回鹘。觉察到威胁的辽则遣使劝说高昌回鹘王：“闻汉遣使入鞑靼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鞑靼，无使久留……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宋使王延德探听到这一消息之后，直接告知高昌回鹘王：“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19)在高昌回鹘王苦苦劝说后，宋使才放弃这一打算。此事件后，高昌回鹘对宋的朝贡，远远无法与对辽朝贡相比。可以看出，高昌回鹘在发展与宋朝关系时，必须以保证对辽关系友好为前提，辽对高昌回鹘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宋朝。随后在统和二十三年，正值辽宋之战如火如荼之际，四月，阿萨兰回鹘遣使来贡，却随即被辽扣留，直到七月，才“皆遣之”。这很可能是辽基于统和初年高昌回鹘有通宋之举，担心战局不明朗而对高昌回鹘再次通宋采取的防制举措。(20)辽也曾经专门设立回鹘国单于府，而鉴于辽初曾经发兵慑服高昌回鹘，这一单于府可能不仅掌管辽境内的回鹘人事务，也很可能秉持类似汉地的“因俗而治”原则，参与高昌回鹘的管理事务。重熙二十二年(1053)，回鹘国单于府“诏回鹘部副使以契丹人充”，证明辽对于回鹘事务的重视。(21)当然，作为宗藩关系的规范，辽有军事上救援藩属国的义务，也曾经在高昌回鹘国难迫近之时给予过协助。统和二十五年，于阗亡国后，辽放任边民骚扰高昌回鹘宿敌喀喇汗国(22)，这很可能是辽基于与高昌回鹘的宗教亲缘关系，而对被两国视作共同威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所采取的军事上的协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