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藤原定家“事可然体”和歌的美学诠释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19)01-0075-06

       藤原定家(1162-1241)在《每月抄》《定家十体》等歌学著作中将和歌体分成十种：幽玄体、有心体、事可然体、丽体、长高体、直体、浓体、面白体、有一节体、拉鬼体。其中“幽玄体”“有心体”“事可然体”“丽体”为和歌的“本体”(正体)，其余为变体(，1973：126)。日本学者久松潜一(1963：78)将“定家十体”分成四类，即“创作态度”“知性内容”“感性内容”“统一纲领”。“有心体”与“事可然体”为统摄“定家十体”的总纲领，关乎和歌的本体论内容。

       “可然”原本是和歌的批评用语——“判词”。“事可然”“理可然”“心可然”等用语由藤原俊成首创，藤原定家继承了其父歌学思想，创立了“事可然体”。简单来说，“事可然体”最主要的诗学特征可用“崇真贵实”四个字概括，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以及宇宙人生的摄理法则，从而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其次，在表达技巧层面上具有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摒弃矫饰雕琢等特征。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对“事可然体”与“有心体”的关系不展开论述，而是围绕“事可然体”进行讨论。“事可然体”除了是一种诗体之外，还包括多个方面内容，主要有创作思想、审美风格、表现方法等内容。纪贯之《假名序》云：“和歌者，以(人)心为种子”(转自，1981：15)。细分起来，此文中的“心”字包括“人心”(主观)与“歌心”(客观)两方面内容，可以理解为思想、感情、哲理、真理等。好的诗歌必须具备深刻的思想，正如古人所说：“以意为主”“以意取胜”；但思想内容还必须依靠好的形式表达。因此，纪贯之主张“心词相兼”或“花实相兼”(转自实方清，1974：2-3)，这与孔子提倡的“文质斌斌”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只是在“文质说”“文意说”的层面上来谈“事可然体”则未免简单了。按字面的意思，“事可然体”的“事可然”是“值得赞许”之义，和歌的内容当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的形式与技巧，尤其是审美思维。“事可然体”的构成要素有“正确”“真诚”“率直”等主观性思想，再加上客观理性的巧妙制衡，不偏不依，心与物游，思与境偕，暗合道家“道法自然”“法天贵真”的审美思想。

       一、“崇真尚实”：生命意识的觉醒

       古代日本人认为语言中存在一种神力，称之为“言灵”，具有类似巫术咒语的效力，“makoutou”一词源于“言灵”信仰，借用“真”“诚”“实”等汉字作为表记符号，日本文学自古有“崇真尚实”的传统思想(叶渭渠 唐月梅，2004：56)。“崇真尚实”的文学传统在《万叶集》时代表现得最为显著，到了《古今集》时代，纪贯之等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秉持“以心为先”的创作理念，强调真情实感的抒发。然而“诗赋欲丽”(曹丕语)是诗歌追求形式学的原动力，日本十二世纪《后拾遗和歌集》时期，形式主义诗风也一度泛滥，犹如齐梁宫体的“俪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刘勰语)。藤原定家《近代秀歌》中感叹道：“往昔纪贯之，歌心精妙，格调(后人)难及，崇尚壮词、歌姿(兴象)优美之歌体，不作余情妖艳(婉丽)之体。……但世风日下，人心衰退，格调渐靡，文词变鄙”(笔者译)(久松潜一校注，1973：99)。

       熟悉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平安朝后期宫廷内斗使日本社会陷入了动乱，“摄政关白”(外戚干政)与“院政”(太上皇干政)削弱了王权，武士阶层趁机崛起，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日本进入了中世社会。这一时期的天灾人祸恰好印证了1052年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的事实(森新之介，2009)。正如鲁迅先生(2005：194)《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之，唯宝玉而已”。同样，日本王朝贵族对大厦将倾痛彻心扉却无能为力，一部分人或遁入空门或隐居草庵，隐逸文学格外盛行；另一部分人以藤原定家为代表，宣称“红旗征戎非吾事”，视和歌创作为“花鸟之使”，表面上“嘲风雪、弄花草”，但内心痛苦不堪，对现实极度不满。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心理补偿，他们创作的和歌充满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调，浓丽细婉的“妖艳美”成为《新古今和歌集》的时代风格。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现象表明了日本中世贵族文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关注个我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和歌已不再是“润色鸿业”“宜登公宴”之物，和歌创作也不再是“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刘勰语)的文人集团的社交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个性化创作的时代到来了。此外，仁和年间(885-889)，光孝天皇主办了现存日本的最早歌合——《民部卿行平家歌合》，所谓“歌合”(赛诗会)，左歌与右歌为一组，就同一诗题即兴或事先创作，由“判者”作出胜负评判，这种“判词”往往体现出评委个人或文人集团的审美思想与价值取向。早期的“歌合”出于社交与娱乐目的，平安时代后期的和歌诗人则非常看中比赛的胜负，而且以王室与公卿贵族为主的“堂上派”文人频繁举行“歌合”，客观上促进了和歌艺术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