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9)01-0117-09 近年来，诸多从不同角度撰写的中国古典美学史著作纷纷问世，但相关思考并未停止，本文尝试从士人心态的角度对此作一初步探讨。士人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坚力量，学界对此已多有认识。①就美学角度而言，张法先生说：“士人是大一统中国的整合力量，同时也是大一统美学的整合力量。……就整体——部分关系中强调整体来说，只有一个美学，由士人来思考的中国美学。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美学就是士人美学。”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从士人的角度重新观照中国古典美学史，是有学术价值的。大致而言，本文所说的士人，主要指具有“文”(文人、学者)与“官”(官员)双重身份的人。对于士人的这种双重身份及其特征，笔者在他文中已有涉及。③士人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关系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课题，本文着重从士人心态的角度探讨。 一、诠释学与心态史的研究方法 心态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理论，主要是诠释学和心态史理论。 (一)诠释学 诠释学是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大陆兴起、此后又蔓延到美国的一个重要哲学流派。德国哲学家阿斯特的一段话颇具启发性：“我们把所有存在的原始统一称之为精神(Geist)。因此精神是所有创造开始的至高点，而被创造的任何事物(Gebildet)必须被返回到这个至高点，假如它可以被理解为不是在它的现象上，而是在它的本质和真理性上的话。正如内容和形式是从精神流射出来的一样，它们也必须返回到这个精神；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认识它们原本和本身是什么，它们如何被形成。”④我们所说的心态近似于引文中的“精神”一词，因为我们的研究思路同样是依照古代士人“创造的任何事物”(不仅是文字的，也是书画的、园林的、器物的以及生活习俗的)“返回到这个至高点”(在阿斯特，是“精神”；在我们，是“心态”)。毋庸置疑，我们所说的“心态”与阿斯特所说的“精神”有着诸多差异，比较这两个范畴的异同，非本文所能囊括，但从外在的形式返回内在的“内容或主题”，获得统一的“精神”，从而认识到“它们原本和本身是什么，它们如何被形成”，这与我们的心态研究是基本一致的。 就本文的主题而言，中国古代士人绝不是活在真空中，虽然今天流传下来的是他们的文字，我们的研究也主要以之为对象，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一些已经为当代学者凝练、固定的美学范畴、命题——这些范畴、命题是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美学学科的进入，借用西方美学的理论，去寻找、总结中国传统文献中可以被西方理论囊括的产物。而西方传统美学家大多是经院派学者，如鲍姆嘉通、康德、黑格尔等人，主要是在自己的哲学框架内构建自己的美学体系。与之不同，中国古代士人大多数首先是官员，他们是长期在仕途跋涉、宦海浮沉中形成自己的审美趣味、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更需要从阿斯特所概括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态”的高度去理解中国古代士人的美学观，因为“心态”是政治、哲学等诸多因素凝练、积淀在他们心中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集体意识，是理解他们美学思想的原点。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诠释学的起源》是诠释学的一篇奠基性文献，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心态研究同样颇具启发性：“理解建立在一种特殊的个人的创造性之上，在对他人和过去的模仿和重新体验中这一点表现得多么清楚!但是，因为作为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解是一个重要的和持续的任务，所以，个人的创造性就变成了一种与历史意识共同发展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前提是：持续稳定的生命表现摆在理解面前，因此，理解可以不断地返回到这些表现。我们把有关持续稳定的生命表现的技术性的理解称为阐释。因为只有在语言中，精神生命才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表达，而这种表达使一种客观的理解成为可能，所以，阐释是在对残留于著作中的人类生存的解释中完成的。这种技术是文献学的基础，而关于这一技术的科学就是阐释学。”⑤这段话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理解不是外在的、彼此隔离的审视性研究，而是理解者积极、主动地融入对象，是一种“对他人和过去的模仿和重新体验”，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创造”，因为只有将自己置身于被理解对象所处的时代中，重新体验、而不是纯粹学术化的研究，才能具有同情的了解。第二，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就是“一种与历史意识共同发展的技术”，将自己代入到被理解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任何人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只有最大程度地进入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才能感同身受。第三，由此进而通过对数个乃至更多的个体对象的理解，把握整个时代的“持续稳定的生命表现”，也就是由点及面，由个别到一般，理解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精神风貌。第四，这种意义上的“阐释”才能使得“残留于著作中的人类生存”得以“完全、彻底的表达”，换句话说，古代士人的“精神生命”得以向我们敞开。 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由于现代学科划分的原因，学界对美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学家、艺术家，对哲学家也有适当关注，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考虑到以下因素，则研究对象似乎仍是有待补充的。首先，这些在今天被我们分门别类冠以“某某家”的作者在历史上往往并不单纯是一个身份。比如魏晋时期，嵇康虽然看似对政治并无兴趣，但他不可能摆脱当时魏晋更替之际的政治斗争，不参与司马氏政权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姿态，说他是政治家并不为过，《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然不是一篇纯粹的文学作品，确切地说，嵇康是将它作为一篇政治檄文来写的。作为魏晋玄学“贵无论”的一个重要代表，嵇康在魏晋玄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哲学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同样不能离开当时的政治背景；而他的《琴赋》以及诸多向往尘世之外那种一往不复的清澈光明的诗歌作品，同样不能仅仅从文学、美学的角度去理解。这意味着只有带着“重新体验”的态度，使嵇康那些愤激的语言尽可能地返回到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穿过其文字的表层，进入其精神深处，这就是“一种与历史意识共同发展的技术”。其次，我们今天按照学科划分研究的一些“某某家”，在历史上往往是生活在相同的时代甚至相同的地域，面对相同的问题，彼此之间有合作、有斗争，联系往往十分紧密。只有把他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考察其面临的问题、心态的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等，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美学思想。如北宋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程颢、苏轼等人，他们本人就具有多重“某某家”的身份，而且他们共同生活在北宋中期，围绕庆历和熙宁年间的政治变法，他们各自的文艺创作、美学思想均受到彼此的影响，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如果离开北宋当时的时代背景，则很难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重新体验”以“创造”或者说“重构”出那个历史语境下的士人心态，以求最大可能、最近距离地接近那个时代的“持续稳定的生命表现”；另一方面，通过狄尔泰所说的“阐释”，让古人的“精神生命”得以向我们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