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2-0015-10 一、引言：“没有未来” 以宇宙宏观尺度观照地球史，人类对地球的地质与生态系统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时代，被称为“人类纪”(anthropocene)。同时，“人类纪”也是一个描述人与自然对话的范畴，它表明一个人类主导对话的机缘，其中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存在着非对称性与非互惠性。 2018年，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他1983年以来的哲学探索凝练为“负人类纪”(neganthropocene)范畴。①在他看来，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为前锋引发的一场“自动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改变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2015年，在埃皮纳伊莱弗勒里耶夏日哲学研讨班上，斯蒂格勒发表讲演宣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纪元的纪元(l'époque san époque)。”这么一个没有纪元的纪元，就是预测“后人类纪”将把人类纪带向终结，从而超越前此宇宙史，从根本上改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开启一场“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斯蒂格勒还暗示，“人类纪”之登峰造极，便得到了所有关于“死亡”“终结”“耗散”“枯竭”的所有悲剧性命题。在这些命题之中，有一个命题就是人类在主导地球的纪元里伤痛至深以至于“无法疗伤”(L' impansable)。恰好也有一名当代法国作家也用“无法疗伤”作笔名，写了一本题名为《溶解时间》(L' effondrement du temps)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花神”为“负人类纪”的极端不确定性感到厌倦之余，还有几分听天由命的冷漠：“我们是最后的一代，或者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代。”[1]15但时间永在流逝，日月星辰周行不殆，可就是一切这么不确定，却确定“没有未来”。 二、人类纪及其转型 1944年，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我们时代政治和经济正在发生一场“大转型”。这就预测到了“人类纪”登峰造极，势必朝向“负人类纪”转折。斯蒂格勒在其《自动化社会》一书中高度关注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而出现的普遍自动化趋势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他的基本论点是：算法自动化导致工资劳动和就业减退，宣告凯恩斯“生产收入再分配”经济模式的终结，而这一模式的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的偿付能力。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全球变革为人与自然的对话提供了新的选项： 或者，它[这一过程]导致超—无产阶级化(hyper-proletarianzation)和普遍化的自动流向控制，造成结构上的“资不抵债”(structural insolvency)，以及熵的剧增(vertiginous increase in entropy)； 或者，它让我们离开工业资本主义在过去二百年来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它通过一种网络化的智性政治[noetic politics]让自动设备为“去自动化的”个人和集体能力服务，从而产生负熵的能力的大规模发展)，也就是说，让这些自动设备和系统去生产出负熵式的分枝(negentropic bifurcation)。[1]177-178 2008年，C.安德森(Chris Anderson)发表著名论文《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超越科学方法》(The End of Theory: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这篇文章被许多人读作是数字文化革命的宣言、传统知识形态的判决书。安德森断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自动化将比科学家更快捷、更有效地证明命题，发展理论，验证理论，发明理论。[2]机器的相关性能力岂是人类所能比拟？理论终结，也就是理论知识的贫困化，或者说理论的“无产阶级化”。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分类，科学知识(epistēmē)让位于实践智慧(phr
nesis)，实践智慧必将由工艺知识(technē)取代。工艺知识的新形态就是人工智能的结晶——人机合体(Robot or Cyborg)，它为人类纪自我超越和转向负人类纪提供了典范的样例。 人类在自己意识不到的“人类纪”里，通过主导自己同自然的对话而产生的一切，包括人工智能与人机合体，都是“熵的剧增”或“负熵式分枝”。或者用德里达所援引的柏拉图的话说，一切人类文化发明，就像从古代埃及侵入到古代希腊的“书写”技艺，都是毒药和补药。于是，在一切都不确定而唯一确定的是“没有未来”的生存境遇下，人类必须“以反讽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说，“接受我们自身存在的无根基的一个理由，也就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就是要学习一种智慧，一种与药物共生的智慧(learn to live pharmacologically)。斯蒂格勒尝试建构一套“精神药物学”(Pharmacology of Spirit)，意在让生活值得生活(makes life worth living)。[3]欣然接受药物，不同于病态地迷恋药物，一如伊格尔顿所说，“欣然接受死亡，不同于病态地接受死亡”[4]。而这就是反讽地生活，或者说悲剧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化理论就是精神药物学，它将人类生存的困境升华到了悲剧绝对性和反讽本体论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