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大潮，西学译介开始以日译本为中介，开始了漫长的“理论旅行”。这时，西方美学也开始了登录中国的历程，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积淀，遂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已深入中国现代美学知识的肌理之中，成为本土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资源。 西方美学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是多重的。一方面，它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和创新提供了资源，并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西方美学也演变成本土美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吸引了许多美学爱好者。相较于西方美学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只有短暂的一个多世纪，不少西方美学经典业已成为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文献，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知识构架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的文献学研究及其资源建设工作，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比如，我们对西方美学的了解仍有一些盲区和空白，有不少西方美学经典我们未曾接触，甚至完全不了解。国内美学界所撰写的不少西方美学论著，由于缺乏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存在着以下现象，诸如参考文献雷同单一，历史描述和问题设计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现象较为普遍，批判性的观点创新不足等。因此，在今天努力创造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提倡基础性的西方美学文献学研究，推进西方美学经典的系统译介，提升文献资源建设的水平，就变得十分紧迫了。 本文聚焦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问题，关注如何在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中展开经典文献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要搞清楚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总体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本土对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找出“短板”并补齐“短板”，进而提升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水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并赢得中国学者更多国际学术话语权。 西方美学文献译介及其问题 晚清以降，中国美学界译介了不少的西方美学经典。从学术史的长时段角度看，一个多世纪的西方美学翻译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对西方美学文献的译介多限于日译本，且缺乏系统引进，还处在零星介绍阶段。王国维即是一例，其美学研究就引用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和文献，使西方美学成为重构中国美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参照系。他独创性地在西方的“优美”和“崇高”之间，提出了一个中国美学范畴“古雅”，这就把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置入了跨文化比较的结构之中。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出现了较多、较为系统的翻译和研究。这一时期由于不少学者留学欧美，直接接触到西方美学原著，这就改变了此前流行的依赖日译本转译和研究的局面，很多学者直接从西文原著着手翻译。加之清末民初一大批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西方美学遂成为一些高校的相关课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直接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民国时期一方面培养了西方美学的研究人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知识界和出版界对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美学译介甚至研究都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俄苏美学的译介一度成为热潮。但随着1957年中苏交恶，俄苏美学也不再流行。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西方美学的不少文献被翻译成汉语，形成了自民国以来的第二次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高潮。这一时期随着各种形式的“文化热”和“美学热”，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薪火相传的本土“美学共同体”，开创了西方美学研究及经典译介和研究的新局面。然而，百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曲折坎坷，使得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研究系统性和持续性有所不足，经典文献的资料积累和规划都显得比较薄弱。 从著述类型上看，西方美学的译介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专著翻译，即完整的一卷本或多卷本著作的翻译，前者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后者如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专著翻译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单本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二是以译丛或系列丛书的翻译出版，如1980年代中后期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译文丛书”，2000年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世纪美学译丛”等。其二是读本或文集翻译，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对西方学者编撰的美学读本或文集的翻译，比如李普曼《当代美学》，另一种是中国学者自己遴选翻译的译文集，比如宗白华的《西方美学名著译稿》，或朱立元总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四卷本等。其三是单篇论文的翻译，刊行于国内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或书籍中。在1993年以前，由于中国没有加入日内瓦国际版权公约，未经授权的译文翻译较常见，如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史编译出版的《美学译文》辑刊三期。中国加入公约后，对版权授予和侵权高度重视，这类未经授权的西方美学论文的翻译便越来越少。 历经一百多年好几代人的遴选、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最重要的人物和著述有不少已有汉译本。这些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对推进中国的美学研究和知识生产，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老一辈美学家，如朱光潜、宗白华、缪朗山、罗念生等，他们身兼数种角色，既是西方美学的研究大家，亦是系统译介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著名翻译家。他们的出色工作，为西方美学经典文献引入中国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今天，一些有关西方美学经典的知识学和学术史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促使我们反思一百多年来西方美学的译介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有更好的条件来改进和完善这一基础性的工作。 一个多世纪的西方美学译介和研究可圈可点，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首先，西方美学的文献学研究相当薄弱，所以我们对西方美学经典的总体情况仍缺乏完整的了解。在已经译介的文献中，哪些属于经典？哪些是一般性著述？哪些西方美学经典已经进入中国？哪些没进入且我们全然不知？本土学者对这些经典的研究水准如何？已有汉译的那些经典，其原始版本和汉译本情况怎样？不同译本有何差异？这些复杂的问题并没有非常确切的答案。最重要的问题是，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是否因为文献不足而造成一些局限？ 美学学术史的大量事实表明，在本土的西方美学译介中，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学者读过什么、知道什么并对什么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对译介目标的选择。再加上译介往往是个人的事情，缺少团队合作，因此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机性。近代以来，本土从事西方美学翻译的主要有两类学者，一类学者可称之为博学型学者，另一类则可名之为专一型学者。前者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兴趣多样，因此所遴选的西方美学经典亦丰富多样；后者的视野和兴趣则相对狭小，只对某些类型的文献感兴趣，且一辈子就执着于某几个文献的译介和研究。另外，还有很多人所共知的原因，导致了西方美学经典的翻译有所局限，比如译介者西方语文能力，接触到的文献版本和国外研究资料的限制，国内特定的社会政治气候等，都对西方美学经典的汉语译介工作造成了复杂的影响。所以到目前为止，很难说我们已经完整准确地描绘出了西方美学经典的“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