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2-0095-09 18世纪以来，澳门迫于世界形势的变化，渐由国际转口贸易港蜕变为向所有来华西人开放的居留地，有学者评价，此对澳门社会衍生之影响，可称为“第二次开埠”。①自此以后，以赌博、娼妓、鸦片为内容的畸形消费，一跃成为澳门社会的经济支柱。近年来，史学界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充分论证了转口贸易、加工制造等产业在近代澳门经济、财政和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分量，②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既往研究对近代澳门完全畸形经济形态的刻板印象。通过阅读史料可以发现，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在澳门近代发展中始终参与其间，意义匪浅，但目前为止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少量研究集中关注澳葡政府对近代旅游业的管治措施、政策演变与成效，并从市政建设、城市发展、管理配套等多方视角检讨澳门旅游业萌芽、兴起、发展的因由。③本文从旅游业的内涵、类型、分布及其因由为叙述线索，考察晚清民国澳门旅游业尤其都市旅游的兴起与演变，从而在游客人数、旅游类型、出行方式、服务质量、游客体验上，展现澳门旅游业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模糊到清晰，不断实践“全域旅游”理念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带动了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更为关键的是，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澳门对外形象的改变，彰显出近代以来澳门经济与社会的复杂面相。 一、澳门旅游业的兴起与城市形象的转变 广义而言，近代澳门的旅游业与博彩密不可分，继而连接酒店、饮食、娱乐、手信诸领域。澳门的旅游活动从源头上来看应与开埠同步，16世纪中叶，恰逢晚明旅行成为消费时尚之际，且兼具普及性、舒适性、娱乐性等特征。④自此以往，埠外民众尤其中外精英时常出入澳门，留下关于山川形胜、港湾要津、寺庙教堂、中西民俗、市井生活等对于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诸多记述。⑤检讨明清时期入澳旅游者的意识与行动，以政治、商业及宗教活动为主，以观光娱乐为辅，并没有引起澳门官方的关注和重视。 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加速推动澳门殖民化的进程，将其所控制的区域由澳门城扩展至关闸以南的全部半岛以及氹仔、路环、青洲三个离岛，旅游业随着城市化不断深入而酝酿、萌芽和兴起。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澳葡政府有意识地启动绿色革命，开展植树造林，以期给来这里观光的外国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⑥及至1911年，《澳门政府施政纲领》开诚布公地指出“无博彩，无鸦片，澳门将陷入空前的困境”。⑦政府公文虽然没有专文论述旅游业，但招引埠外人进入消费，已经成为晚清以来澳门最为重要的经济方式和财政支撑。1919年3月1日，澳葡政府颁布第40号训令，决定成立旅游委员会，有针对性地研究吸引游客之措施，包括提供娱乐、航空及轮船交通、卫生、邮电等方便条件，并为官方机构制定必要的规章及配备人员。同年4月5日，澳门旅游司及港务局宣布成立，⑧标志着官方意义上澳门旅游业正式形成。1930年5月28日，为发展澳门地区旅游业，澳葡政府宣布在经济局内设立游历经理处，以研究及提议有关游历澳门的一切事务，宣传澳门经济、实业成就及政策，招揽游客。⑨1932年1月，澳葡政府宣布将氹仔、路环两处海岛开发为游客游览区域。⑩伴随旅游意识、政策、机构、宣传等次第出现，以游览、娱乐、观光、休闲为宗旨的现代澳门旅游业相伴而生。1948年《澳门侨团一览》显示，二战结束后，澳门涌现出旅业职业公会、旅业同业公会，以及与旅游业关系紧密的百货业联合公会、茶楼饭面同业公会、酒楼茶室业职业公会、茶楼西友公会等社团组织。(11)其中，澳门旅业行1942年向澳葡政府备案，1947年再依照“中华民国”人民团体组织法规更改会章，改组成立商业性团体澳门旅业同业公会，下辖酒店、旅店30余家。(12) 如果说明清之际的澳门由于中外贸易、华洋杂处而闻名遐迩，譬如清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商人请求开放定海对外通商，清廷下谕“夷并市宁波，日久又成一澳门，民风土俗之有关系者大”，(13)那么，18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主导的国际转口贸易难以为继，赌博业、娼妓业、鸦片业成为澳门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因此，澳葡政府有意识地扩展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扭转埠外对澳门畸形消费的负面印象。从而推动了澳门经济方式的蜕变，澳门自身形象也几经变迁，展示了旅游业、旅游形象和城市定位的不同侧面。 第一，“东方蒙特卡罗”。晚清以来，畸形消费成为澳门重要经济内容之后，澳门作为赌城的对外形象已然确定。19世纪七十年代，澳门被来华西人普遍视作“天朝摩纳哥”，(14)清政府亦断定英葡占据港澳，“为害于粤东，则澳门视香港为甚”，主要表现在“偷漏税课”、“招纳叛亡”、“拐骗丁口”等。(15)及至民国时期，时人指出“因为以赌博著名，同时又是国内尤其是港粤人士的销金窟，所以澳门有蒙特卡罗的别号”。(16)而最能集中体现澳门作为负面形象变迁的，是“小澳门”一词的应运而生。“小澳门”与历史上的“小江南”、“小苏杭”、“小香港”、“小上海”一样，出于地区某一特质而成为审视其他地方或对之命名的标尺。鸦片战争以前，两广总督邓廷桢主持禁烟运动，高要广利一地之鸦片通过梧州关输入广西，其时“条奏者以广利有小澳门之名”，(17)表明早于鸦片战争前澳门就已是广东官府视野中鸦片走私的罪恶渊薮。1914年10月，龙济光藉救济水灾之名，招股承办山票、铺票，广州西关赌场“男男女女，如蚁附羶，一时有小澳门之称”。(18)1922年广州竹枝词云：“赌鬼跟来已竖幡，一三二四角镰番。声声禁赌仍开赌，南岸居然小澳门。”(19)同属于珠江三角洲的江门亦是如此。顾颉刚1962年1月26日日记载：“江门旧有‘小澳门’之称，为烟、赌、娼之窟穴。”(20)这些事例表明，进入民国以后，举凡内地邻近地区烟赌娼畸形消费之地，常被冠以“小澳门”之称。 第二，“东方罗马”。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基督宗教入华传播的重要据点，早在清前期埠外人已定期往来进行礼拜活动，据乾隆间印光任、张汝霖观察，“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礼拜之后，有即行返棹者，有流连二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礼拜。”(21)丰富的宗教资源，无疑是人文旅行和宗教旅游的关键要素。民国间有游客表示“我爱那狂涛之滨的澳门，并不是因为他是东方的蒙特卡罗——一个繁杂的大赌场”，而是怀念“受着那东半球和西半球混合的一种新鲜而美丽的风度”。(22)1939年1月15日，署名“黄凯音”的作者在《澳门小记》中说，撇开赌徒或俗物的干扰，“和东方蒙地卡罗的名称媲美，澳门是还可以叫作东方罗马的，教堂和十字架随处可见”，地方宗教生活富于“庄严神圣”和“古旧情趣”。(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