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關於澳門是否是“文化沙漠”這一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但這一標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學理化、規範化、體系他的人文社會科學元素的長期缺乏。然而，伴隨着20世紀末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重大政治轉型，澳門社會各界在強烈的回歸熱情驅動下，通過多樣化的方式，使得這種局面得到了極大改觀。 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件正式簽署。1988年1月15日，《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件換文生效。至此，澳門正式進入了為期12年的過渡時期。為使澳門回歸祖國後繼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過渡時期內，澳門社會各界亟需圍繞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化這三大任務奠定“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和澳門特區政府行使高度自治權的政治基礎、組織基礎和文化基礎。為“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①1987年6月1日，在《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件正式簽署僅兩個月後，當時的東亞大學(即現時的澳門大學)迅即成立澳門研究所，②並於1988年6月22日創辦學報《澳門研究》。1988年2月29日，澳門行政當局核准澳門基金會新章程，原本傾向於慈善事業的澳門基金會開始“追從文化及教育性質之目標、鼓勵科學研究、特別是有關東亞大學的行政及保障學術獨立”、“俾能全面實現支持本地區文化發展的主要目的，以及培訓負責澳門前途的新一代”。③這說明，在此一時期，以澳門基金會和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現為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因應了時代要求，正式開始探索澳門問題研究和澳門學術發展之路。1993年2月，為進一步“回應本澳社會發展的需要，更好地利用雙方的資源，更有成效地開展、組織與推動學術活動”，④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決定加強合作、聯合編輯出版一度停刊的《澳門研究》，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針對澳門問題各領域展開深入、規範和系統的研究，其目的在於推動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構建澳門本土的學術規範與話語體系。至此，《澳門研究》重新擔起其“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使命，在逐步成長為澳門問題研究領域標誌性刊物的過程中，也為推動澳門學術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不容忽視的貢獻。 截至當前，《澳門研究》編輯出版共計91期；文章主題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教育等諸多領域；文章的學術規範不斷提高、資料支撐越加翔實、研究方法與時俱進、研究內容不斷拓展。從時間上來看，《澳門研究》與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等澳門本地學術機構和隊伍的成立、發展和壯大歷程大體契合；從內容上來看，《澳門研究》所刊登的文章，涉及的研究主題極為廣泛，幾乎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門類，同時也包括一些澳門地理和澳門生態的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澳門研究》成長為澳門研究領域的一本學術名刊的歷程，也是以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推動澳門學術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澳門研究》的“而立之年”，考察這三十年來的學術史演進歷程，對於認識回歸前後澳門問題研究的整體狀況，理解以《澳門研究》、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在構建澳門人文社會科學體系、推動澳門學術發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關於澳門史的研究 在《澳門研究》形成的眾多研究成果中，澳門史研究成果尤為豐碩，是最為主要的研究領域。以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等一批18世紀末、19世紀的著作為標誌，澳門史研究的起步發軔於19世紀，中葡兩國關於澳門主權歸屬問題的爭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存在較為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討論較為偏頗，有一些方面客觀理性不足。隨着澳門主權歸屬問題的解決，澳門史研究理應逐步回歸客觀理性並聚焦到澳門社會內部，這是深化澳門史研究、書寫一部為較為完善的澳門通史的客觀需要。在此背景下，《澳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專題研究，具體包括：澳門史料學、澳門歷史地理考證、澳門國際關係史、澳門專門史、與澳門相關的歷史人物研究，等等。 在澳門史料學研究方面，《澳門研究》作為一個匯聚澳門及海內外學者、就澳門問題研究進行思想交鋒和學術爭鳴的平台，不可能從事諸如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與整理這類規模浩大的基礎性工作，⑤而只可能對史料的內在特性進行探索。例如，有一些是專門對某些史料的學術價值進行考察和評估，⑥有一些主要是對某些史料的內容進行全面介紹，⑦有一些是對某些史料的來源進行考證，⑧還有一些則是介紹某些機構的館藏澳門文獻史料，以方便研究者的查閱和使用。⑨可見，這些細緻的史料介紹、評估與考證工作與宏大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完整意義上的澳門史料學。此外，這也從一個側面明確指明澳門史研究所必須依循的路向，即澳門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全面扎實的史料基礎之上，這既體現了1990年代以來澳門史研究水平的提升，也指引着今後澳門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在澳門歷史地理考證方面，《澳門研究》的澳門史研究者們對歷史上與澳門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一些史料、史事的考證極為重視，形成了一批頗具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金國平、吳志良、黄鴻釗和湯開建等學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例如，有對於澳門史料文獻的考證，⑩有對於“澳門”起源及其詞源的考證，(11)有對於澳門早期開埠史的考證，(12)有對於政治組織、慈善組織、教會組織等澳門社會内部諸要素的考證，(13)但更多的還是立足於澳門的中西經濟、文化樞紐之地位來考察早期中葡關係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傳播史。(14)由此可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於澳門歷史地理的考證主題涉及澳門的史料學、政治史、對外貿易史、文化交流史、社會史等領域，正是這些眾多而紛雜的歷史文化元素賦予了澳門這一“彈丸之地”不可或缺、獨一無二的特殊性。以《澳門研究》為基地形成的一批澳門歷史地理考證成果，以及由此興起的澳門史研究領域的考證之風，對於改善澳門回歸祖國之前深受政治因素和民族主義情緒影響的澳門史研究局面、推動澳門史研究回歸客觀理性的學術環境、填補既有研究的疏漏之處乃至匡正其錯訛之處、還原澳門歷史原貌並建構起一部較為完善的澳門通史，無疑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