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66-6683(2019)02-0023-10 台湾地区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政治转型轨道，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逐渐被一套西式竞争性政党体制所替代。然而，转型也给台湾地区带来诸多政治失序，其中一大根源是政党制度在现实运作中的困境。简言之，这种困境表现为“政党杯葛——议院恶斗——政治对立——政府停摆”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正常运转。本文认为这种恶性循环的背后是某类政治极化因素在“作祟”。 尽管人们常用“蓝天绿地”、“有蓝无绿”、“存绿去蓝”这类术语概括台湾政党政治中的极化特质，但是从学术上来说，这种特质却需要通过更加复杂的概念框架进行更深入的揭示和讨论。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分析政党极化的新类型学框架来诠释台湾政党政治的演进过程与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对于岛内政治发展以及两岸关系的可能影响。文章的行文逻辑如下：第一部分在梳理国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政党极化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其后则在运用该类型学的基础上，详述台湾政党政治从“一党体制”到“两党—体制导向型极化”体制的发展历程，并探究其背后发生的动力；第三部分从岛内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两个方面，讨论两党—体制导向型极化体制的政治后果。最后一部分是简要的总结和讨论。 一、如何看待政党极化：文献检讨 作为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政党极化(party polarization)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理解——政党内部(intra-party)同质性的增加及政党之间(inter-party)异质性的大幅提升。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台湾地区“蓝绿对抗”的政党格局自然可以被归入某种“极化”类型。然而，当前关于政党极化的多数研究是基于西方政治发展的经验，因此若要在非西方情境下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则首先需要对政党极化的分析框架做进一步的修正。 政党极化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57年，唐斯从政治空间的角度探讨了选民的偏好分布与政党意识形态变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该理论中，他将政党描述成一个由一些谋求通过合法手段控制国家政权的人组成的联盟，并认为政党体制的差异对政党竞争的结果有着巨大影响： 在两党体制中政党的意识形态收敛于中点，政党都试图追求相似和模棱两可。而在多党制中不存在相互模仿的趋势，实际上每个政党都通过保持自己教条的纯洁性极为强调意识形态的“产品差别”。① 显然，这一“定理”指出了两党制与温和政治之间的关联性。与唐斯的观点类似，萨托利也认为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两党制下，两党之间的竞争是向心的，并且这种向心性的竞争可以创造共识、削减分野，具有弱化冲突的倾向。②与之相反，在极端和极化多党制(Extreme and Polarized System)中，由于反体制政党的出现，政党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离心性也因此加强。较为明确的是，在后一种政党体制中，政党之间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根本的政治原则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总的来看，上述两位学者建构起了一种“两党——聚合、多党——极化”的理论假设。但是自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两党制中存在的政治极化，并以“动因+议题”的新范式尝试对政治极化与政党发展互嵌进行诠释。例如基斯·普尔(Keith T.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抨击了唐斯和萨托利的对于美式两党制的“聚合迷思”。他们认为，美国两党中的温和派政治家正在逐渐消失，极化已开始见于美国政治体系的各个层面，因而两党已不能代表中间选民的利益。③另外一些研究则关注政党极化背后的动因。一方面，有学者将极化的出现归咎于政治精英，认为极化原因在于精英对竞选资金控制权的提升，使得官僚机构中的职位逐渐变成意识形态和政治资源的复合体，有助于政治精英权力在政党之中的渗透。④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极化的原因应从基层选民之中去寻找。例如有学者认为当政党忠诚程度偏低时，选民的极化往往会转化为其对极端意识形态政党的支持。⑤当然，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整合以上两种视角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⑥使得政党极化的动因研究日趋完整。⑦ 尽管新近的研究不再机械地把政党数量与极化之间联系起来，但是由于它们仅以欧美国家为基准，致使其在“一般性”扩展时产生了困难。首先，这些政党极化的研究在定义“极化”时均以“议题”为导向。例如，美国的两党一般是围绕着诸如“对黑人的救助”、“堕胎”、“同性恋”、“就业”、“医疗保险”和“总统认可度”等议题而发生极化。当然，这其中有许多新的议题不断涌现，与旧议题交织在一起反映了西方政治不断增加的复杂性。⑧然而，非西方发展中地区的政党极化却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党极化背后往往是由更深层次的宪制问题所引致。这种情境下，包括政党之间互动规则在内的国家基本制度的正当性在各政党之间并未达成共识(或仅有脆弱共识)。显然，相较于议题极化，“体制导向型极化”反映的是一种政党之间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和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