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①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982)一书中，以“一种‘构建悖论’的方式，将两个完全对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联系起来，试图从中找到摆脱认识困境的道路”②，并探讨了毛泽东晚年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的关系。由于深受“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该观点有其失当之处。鉴于此，有必要对迈斯纳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若干观点进行批判与辨析，由此则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并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提供方法论反思。 一 问题缘起：莫里斯·迈斯纳的基本观点回顾 莫里斯·迈斯纳从独特的政治科学理论视角出发，用自己的乌托邦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对中国问题与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系统分析。 (一)发展战略：现代化道路中的民粹主义倾向 追根溯源，民粹主义(Populism)产生于19世纪后期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它的一大鲜明特征即厌恶现代资本主义、留恋乡村田园生活③。而迈斯纳鲜明地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民粹主义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具体而言：其一，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将农民视为革命创造力的根本来源。而这一特性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尤其明显。在这一重要文献中，农民已然被提升至革命评价主体的高度上来。其二，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在处理城乡关系中重农村而轻城市。长期以来，在俄国民粹派的视角中，“城市落后，农村(村社)(mir)先进”是一种应然逻辑。与此类似的是，毛泽东也表现出对乡村发展和农民潜力的高度重视，反之却对城市生活持高度警惕态度。其三，迈斯纳认为，毛泽东表现出对精英主义、官僚主义的拒斥。而这种特质在“大跃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格外强烈。即在此过程中，他试图焕发起广大弱势群众身上的强烈斗争意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城市精英主义、打碎现有的官僚组织体系。 (二)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中的苦行主义与唯意志主义倾向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品质与党性修养的经典教材，描绘出一幅勤劳、简朴、忠诚、为民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精神图谱。其中凝结的精神追求可被归纳为苦行主义价值观。而这也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反对作为城市资产阶级生活之特征的奢侈豪华，称颂艰苦朴素的美德”④是相类似的。与此同时，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特别注重斗争、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禁欲主义价值观的内化，并由此判定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信念“并不是基于相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而是基于相信他们能够焕发出目前潜在的强大的主观力量之上的”⑤。 (三)未来目标：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定位的乌托邦与非理想化倾向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中，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是历史科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可能性尺度。其终极目标内容指向“自由的王国”(Reich der Freiheit)，在此过程中人类以指向未来的个人意志为前提，自由地激活自己的人性潜能，最终达到主体的自我实现。但在迈斯纳看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未来乌托邦设想的静止和单调无味，“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主义阻止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并且避开了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缓和化’过程”⑥，它创造出一种“具体而运动的乌托邦”，并激发出人对未来的美好期冀且产生一种不断向最终目标逼近的无限动力。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三大差别”，毛泽东选择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构高尚的革命道德价值观，以及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非发展物质生产力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对未来高度乐观的表现。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三大差别”，毛泽东选择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构高尚的革命道德价值观，以及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非发展物质生产力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对未来高度乐观的表现。 二 “二重辨析”：迈斯纳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若干观点辨析 “迈斯纳在毛泽东的平民主义倾向与乌托邦冲动之间，建立起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将这两种思想列为毛泽东一生知与行的支配逻辑和‘总意识’”⑦。而通过对迈斯纳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若干观点辨析，则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思想与当代中国提供教训与反思。 (一)毛泽东的思想是不是乌托邦主义 乌托邦作为一种超历史的范型，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弊病进行道德判断的准则。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乌托邦意识以潜藏在目前存在着的东西中的可能性为基准，去预想未来的人类现实”，“对状况的严密分析和预见未来的意识，一起组成历史过程的要素”⑧。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一个理想构思是依托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现实性革命实践，以及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被赋予了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内在逻辑张力。 同样，毛泽东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框架下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但由于被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局限，使其社会主义蓝图中“染上空想性”，但亦不可将其简单化约成乌托邦主义。实质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运动的产物，其理论内在矛盾的呈现与整合过程，反而总体上反映出一种对空想因素的“动态超越”。诚如马克思将生产力发展确立为历史前提，以生产方式的革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以科学的唯物逻辑取代抽象的思辨逻辑。而毛泽东也始终赞同经济力量的第一性，同时承认上层建筑在“历史的特定情况”下对社会变革有影响作用，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道路。毛泽东总体性思想线索是唯物主义的，不曾偏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