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到突破四亿，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口众多的基础，这个历史现象，不仅在当时引起封建皇帝和有识之士的注意，而且成为当代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一 关于清代的人口数字，国内外学者曾作过周密的探析并展开过争论，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确是事实。那末当时人口骤增到何等程度？试看下面排列的概括数字： 年代人口数（万） 土地数（万亩） 人均占有土地数（亩） 顺治8年（1651）10632908527.36 顺治18年（1661） 19135265027.52 康熙50年（1711） 24626930328.14 康熙61年（1722） 25768510933.04 雍正4年（1726）26388968633.98 雍正12年（1734） 27358901332.55 乾隆6年（1741）14341 乾隆16年（1751） 18181 乾隆31年（1766） 20983 74415 3.53 乾隆40年（1775） 26456 乾隆55年（1790） 30148 乾隆59年（1794） 31328 嘉庆10年（1805） 33218 嘉庆14年（1809） 35290 嘉庆17年（1812） 33370 79152 2.37 嘉庆25年（1820） 35337 77932 2.09 道光2年（1822）37245 道光14年（1834） 40100 道光28年（1848） 42673 咸丰元年（1851）43216 资料来源：续通志、清世祖实录、圣祖实录、世宗实录、高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文宗实录 乾隆6年以前为人丁数。 上面所列的数字来源于官方资料，而且是全国范围的统计。从排列来看，乾隆朝以后全国人口激增的现象是明显的。应该说这样的数据基本可信。因为我们不可能用今天人口统计的现代化手段去要求古代的统计数字。由于自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使人口与赋役的征派更加脱离；由于自乾隆朝之后的人口统计不再是只计丁不计口，而是男女人口均计；由于现存文献资料所保留下来可贵的数字记载虽有出入但基本接近，所以对清代人口数字的可靠程度应当给予肯定，然后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至于乾隆朝前后的人口数字差距之大，除了上述赋税制度的变革和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之外，主要是乾隆朝实行保甲制，基本解决了人口隐匿问题，改变了以前只计成年男性的计丁办法，使人口的统计更加精确。看起来好象是一下子冒出这么许多人来，实际上是查出了那么许多应计而未计的人口。有的学者作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李国祁：《由闽浙区域研究看清代解决人口压力的重要方法》，转引自《台湾清史研究文摘》第214页）。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全国人口的统计，并以人口增减作为国力盛衰的标准，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了全国范围的人口记录，不过，由于时代和典章制度的不同，人口统计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有以户计，以丁计，以口计等等，但总的趋势是走向准确。比起别的朝代来，清代的人口记录自然更加完整和丰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研究条件。这里，还有一个丁口比例的换算问题。胡焕庸先生曾指出，顺、康、雍三朝的人口统计是计丁不计口，每户平均5口人，丁数只有一、二人，以此推算，三朝人口丁数历年都在二千万左右，估计人口总数均在六千万至一亿人左右。（《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第32页，华师大1983版）有的学者经过仔细的考察之后将乾隆朝以前的口丁比定在4.76到4.93之间，（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389页，人民1988版）若按这样的比例来看待乾隆6年前后的人口数字差异，就解释得通了。 简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趋势大体以乾隆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约九十年，由战乱到安定，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上升呈现出渐进的趋势。后一阶段则是全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乾隆中期突破二亿，乾隆晚期突破三亿，嘉庆中期达到三亿五千万，道光初突破四亿。以此为据，直至全国解放前，人们总称“全国同胞四万万”。有的学者在经过周密的排比后指出，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四八五（全汉升：《清代的人口变动》，转引自《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211页）也有学者认为十八世纪清代人口增长率在各年代有所浮动，大约在千分之十到十五之间（《中国人口史》第390页，人民1988版）。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人口情况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按说古代人口的增长不应该是迅速的，因为生产水平的低下，生活条件的恶劣，科学技术的落后，医疗和防疫能力简陋等等，加上内外战争和自然灾害，使得古代人口的发展规律基本上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下的低增长率。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保持着几近僵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尚能糊口。从人均占有的耕地数量作宏观的考察，人口增长的速度对社会的压力不大，而低下的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们生生不息。因此乾嘉时期的人口膨胀正是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发展的结果。 二 清朝前期日益明显的人口膨胀现象，必然引起善于观察思考的学者的注意，从而提出真见灼识者不乏其人，尤以乾嘉学者洪亮吉和包世臣的言论最具代表性。然而由于所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差别，他们的人口思想各有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