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绍兴初年，宋高宗从“是元祐而非熙丰”、“尊洛学而黜王学”的态度出发，极力支持旧党势力，推崇程氏洛学，导致了洛学派旧党官僚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但是随着绍兴八年宋金和议时期的到来，事情的发展却日益走向了他个人意志的反面——在批判王安石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他默契配合的洛学派旧党官僚，在新的历史时期却成为他对金投降的障碍。本文的主旨，即在于阐述以赵鼎为首的洛学派旧党集团怎样因此而成为多余的政治力量，最终被宋高宗所遗弃，程氏洛学又怎样因此而失去宋高宗的支持，最终遭到秦桧之党的长期禁锢。 一、朋党之忌——赵鼎集团瓦解的原因之一 绍兴六年赵鼎罢相，陈公辅上疏乞禁洛学，深喜洛学的宋高宗的反应是：“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1]对于皇帝态度的这一变化，杨时的弟子陈渊解释说：“怃然之诏，特迫于尚同之论耳。”[2]所谓“尚同”究竟何所指？让我们来看陈公辅的奏疏：“国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营私意，不植私党，故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以议论相可否，未尝互为朋比，遂至于雷同苟合也。……天下风俗，岂有尚同之弊哉？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风俗坏矣。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尚同之俗，甚盛举也。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陋僻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3]陈公辅之意，显然是指赵鼎尊尚洛学，和北宋蔡京尊尚王学一样，都是为了借此达到“营私植党”的目的。据此可知宋高宗“怃然之诏”，非为洛学本身而发，实则是出于疑忌赵鼎朋党的政治动机。 为什么如此深忌朋党呢？这首先是祖宗家法使然。宋真宗有言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4]为防止臣下结党营私，朋比欺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造成不同意见、不同势力彼此制衡、相互掣肘的局面。这种驾驭之术、猜防之道，不仅为北宋诸帝所谨守，亦理所当然地为宋高宗所继承。政治上如此，学术上自然也要求“异论相搅”，反对独尊一家之学，否则就难免不生朋党之患。由此出发，学术的偏尚就绝不止是学术的问题，而是导致政治上朋比结党的风气之源。况且蔡京假借王学以统一舆论，排斥异己，朋奸误国的事实也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惨痛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怎能不使他对学术偏尚之弊如此敏感呢？因而陈公辅乞禁洛学，一将赵鼎与蔡京相提并论，即触动宋高宗疑忌朋党的隐衷，使他不由得“深用怃然”了。 又从南宋初年的政治现实来看，士大夫分朋植党、背公营私的习气仍然十分深厚，纪纲陵夷、朝廷不尊的局面尤其使宋高宗不能不加深内患之忧，所以高宗之深忌朋党，除了祖宗家法与历史教训使然，还有深刻的现实根据。从建炎、绍兴初年的有关史料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政治现状与宋高宗对朋党问题的警觉与重视。第一个受到他猜忌的是李纲。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因论朋党，高宗对宰相范宗尹说：“二圣朝，党羽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纲也。”[5]绍兴二年八月，胡安国因入对荐李纲可用。“上问安国所以知纲。安国曰：‘纲为小官，宣、政间敢言水灾事。’上曰：‘……纲多掠世俗虚美，协此成朋。朕今畀以方面，于纲任亦不轻。’翌日，上以语辅臣，颐浩曰：‘朋比之风，自蔡京始。靖康伏阙荐纲，亦本其党鼓倡，乃至杀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风不可再也。’”[6]九月庚辰，高宗再与吕颐浩论及李纲，“上曰：‘朕选任贤才，唯恐有遗，如纲朕固任用，不知有何功可纪，若谓在宣和间论水灾事，以此得时望可也。’……颐浩曰：‘纲之朋党，与蔡京一体，靖康伏阙荐纲者，皆其党陈公辅、张焘、俞应求、程瑀鼓唱太学生，杀戮内侍，几作大变。’上曰：‘伏阙事倘再有，朕当用五军收捕尽诛之。’”[7]宋高宗不肯复用李纲，自然还有其它原因，但是交结朋党、摇撼朝廷，却必是触犯了高宗之大忌，所以不惜将他与蔡京相比拟。而吕颐浩两言李纲结党，则又是别有用心。这时正值秦吕相倾，李纲的旧日好友胡安国、程瑀、张焘等皆附秦桧。胡安国既荐李纲，吕氏即极称李纲朋党之罪，其实则影射胡安国等党附秦桧也。是时高宗对秦桧结党之迹亦早有觉察。绍兴二年四月，诏戒大臣朋党，“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上颇觉之，故下是诏”[8]。所以吕颐浩一用席益之策，以朋党之罪相加，秦桧便罢相而去，其党羽“给事中程瑀等坐论驳朱胜非，疑其党桧，并落职与宫观”[9]。非独李纲、秦桧如此，当时朝廷大小之臣，议论行止间稍有不慎，也莫不以朋党之嫌而获咎。川陕宣抚使张浚之客王以宁“以私书遗张浚，桑仲得而上之，上因言以宁党其所知”[10]。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之罢，由其荐引入朝的右正言吴表臣亦乞补外，高宗因此而大怒：“表臣用意党私，朕何赖焉？”[11]范宗尹为相，“与辛道宗兄弟往来甚密，上不乐之”[12]。至于平时与臣下言语之间，宋高宗更是屡屡谈及朋党之事，一则曰“恐分朋植党，非国家福。”[13]再则曰“卿等在庙堂，且为朕力破党与。”[14]疑忌朋党之心如此深重，对于帮助他“力破党与”的臣僚，自然就格外欣赏，信任不疑。如绍兴元年，沈与求为侍御史，上疏弹劾辛永宗兄弟与富直柔交结朋党，“吕颐浩、秦桧因言与求前论宗尹，近击直柔，颇为称职。上曰：‘论宗尹固当，然在今日能破直柔党与，尤非小补。’”[15]毫无疑问，这种猜防疑忌之道，是宋高宗临治36年间一以贯之的态度，以上只是就绍兴四年赵鼎集团形成以前的情况略举数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