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口是组成社会的要素，历史活动的主要对象。然而辽史研究中，其总体人口仍然是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先贤时人种种说法，尽管出现很大的差距，但毕竟立下开途示辙之功劳。笔者鉴于对其研究中的某些经验教训，首先确定两个重要前提：辽政权有效管辖的空间；在辽朝218年间确定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然后将人口按民族划成五大部分，以主要的民族、部族等共同体为单位逐一蠡测。在这一过程中，立足于探幽求隐，微观钩沉；继之，综合考校，宏观鸟瞰。努力沟通民族、民俗、地理、军事、人口诸畛域的理论和史料，从而求索1114年和1000年两个标准时间的总体人口。同时指出，该皇朝人口的民族构成之基本特点，这个特点，明显制约一系列政策。 辽朝总体人口，至今仍然不清。由此严重制约一些相关问题的深入。就目前而言，已成为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具有一定意义。它既是历史学、经济学、人口学的重要内容，又是辽史、社会史、民族关系史不容忽视的部分。不仅可以展示这一时期有关人口的一系列问题，进而探索其发展规律，而且从中不难看到人口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种关系。笔者不避粗陋之嫌，愿就这个课题表示几点意见。因水平所限，资料奇缺，不妥之处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一、人口蠡测中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辽史·地理志》提供的人口数字，确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也应看到许多不足：不仅严重地残缺不全，而且又没注明年代。同时，个别数字还令人怀疑。如将这些数字相加的总数作为辽代总体人口，显然是错误的。至少是只求取部分，而忽略整体。《辽史·地理志》在人口方面的许多不足，说明撰修者元朝人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多方努力，试图考索之。下面是几个典型性的结论： 魏特夫格和冯家升提出，户76万，人口380万。 袁震认为，其人口在“230～290万之间”。 王育民考证，“不会少于150万户”，“约900万人左右”。[1] 这些作者的辛勤劳动，功不可没，起码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然而哪一家的说法正确呢？为何相差如此悬殊，甚至出现2～3倍的差距呢？主要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计算的方式方法有别。 为了合理地求索辽代总体人口，鉴于已往的经验教训，应当明确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明确辽朝的地域范围即空间 辽朝疆域，“东至于海”。这个“海”，无疑是指今渤海、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金山，当指通过今俄罗斯南，哈萨克东，蒙古国西和中国新疆之北的阿尔泰山。“流沙”，系准噶尔地区的流动性沙漠。北达辖戛斯、斡朗改，当包括今贝加尔湖。南抵白沟河即今拒马河。“幅员万里”[2]。这个范围内，均是辽政权的有效管辖区，其中的人口，毫无例外的都是辽政权的臣民，皆在辽朝总体人口之中。 上述辽朝的地域范围，本来是明确的。然而有人求索辽朝总体人口时，却只估算府州军县内的人口，即定居人口和某些半定居人口。从而忽略另一部分人口即非定居人口。非定居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游牧民和狩猎民，他们是以规模不等、人口不一的部为单位组成的。相当一部分是生活在没设府州军县的边远地区，另一部分虽然在府州军县内游牧、狩猎，但地区行政长官无权过问各部的内部事务。其实，他们也有户籍或变相户籍，只不过内容简单，由本部首领掌管之（辽朝户籍种类，有专文探讨，本文不赘述）。这是辽朝户籍的重要特点之一。需要指出，非定居人口的数量相当不少，几乎各道均有，特别是东京道北部、上京道北部、中京道和大漠南北。哪一部分的人口，都不该忽略。 （二）确定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 古今中外的人口，都要随着时间流驰而不断地变化，或增长或减少。辽朝218年中，其人口虽有波动，但增长趋势相当明显。基于此，像某些人那种提法，辽朝人口有×××万，即使准确，但并没摆脱笼统之嫌。因为没有言明，上述数字在辽朝218年中是哪个时间的人口。不确定标准时间，而一味求索其数字，甚至把相距100年乃至200年的人口数字，不加任何分析，简单加在一起，作为总体人口，这种做法，缺少科学性，不易提倡。所以颇需要确定个标准时间。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人树起反辽大旗，11年后即1125年金灭辽朝。笔者认为，辽金战争前夕即天庆四年（1114年）是辽朝人口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其人口的各种特点明显化。不妨就以天庆四年（1114年）作为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另外，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意见，各国各民族应着重统计出历史上三个标准时间的人口数字。其中一个与辽朝有关即公元1000年，是时正是辽圣宗统和十八年。大体将这一年也作为估算辽朝人口的标准时间。之所以称作“大体”，系含有统和十八年（1000年）稍前或略后的意思。 下面，在辽朝疆域全方位之中，试图从民族构成的视角切入，求取两个标准时间的总体人口数字。 二、各族各部人口之蠡测 （一）契丹族人口 在辽朝218年中，契丹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空前发展，可谓该民族的辉煌时代。契丹族充分利用这个时代所赋予的特殊地位，自身不断增加人口。战争也好，自然灾害也好，虽然一定程度上干扰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并没出现下降趋势。 辽太祖平息诸弟之乱后，马上推行“弥兵轻赋，专意于农”的政策，不久便出现“人口滋繁”的景象。[3]应历初年（其元年为951年），南院大王耶律挞烈“均赋役，劝耕稼，……户口丰殖。”[4]圣宗朝系辽政权鼎盛时代，全面出现“户口蕃息”的记载。[5]兴宗朝继续保持“两院户口殷庶”[6]的局面。上述史料从不同角度说明契丹族人口在辽朝218年中迅速蕃衍的事实，人口学称之自然增长。辽政权对人口增长采取提倡、奖励的政策，从而推动人口更大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