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买卖契约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早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买卖对象的扩大，宋代御用物之外的一切财产，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尤其是主要生产资料的买卖，宋代法律不仅规定必须订立契约，而且买卖契约的订立程序，契纸制度，过税离业制度，契税制度，印押制度等进一步规范化。宋代买卖契约制度的完善，反映了宋代商品交换关系的发达。 关键词：契约制度 发展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交换关系的发达，使御用物之外的一切财产，都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为了确保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宋代规定田宅和车船马牛等主要生产资料的买卖，都必须订立契约，并经官府印押，作为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随着宋代买卖关系的发展，买卖契约制度也日趋详备。 一、动产买卖契约的种类 宋代买卖的对象，可分为动产买卖和不动产买卖。在动产买卖中，按买卖的设定形式，分为即时买卖、预买订购、赊买赊卖等。根据动产买卖设定的不同形式，以契约规定了买卖双方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官府运用法律确保买卖契约的履行。 1.即时买卖契约。宋代动产交易的内容很广泛，但法律要求订立买卖契约的财物，主要是牲畜、车船等大型生产资料及私家雇佣的女使和人力之类。据李元弼讲：“买卖牛马之类，所在乡仪，过却定钱，便付买主牛畜，约试水草三两日，方立契券。”[1]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规定：“凡典卖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2]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二月诏令中亦规定：“其人户典卖舟船驴马，合纳牙契税钱，各有立定所收钱数，立契并限三十日印契。”[3]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动产中的牛马车船等大型生产资料的买卖，不仅要订立买卖契约，而且要经官印押并交纳契税钱之后始为合法。宋代的“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4]即私家婢仆虽然多数是“雇觅人力”，但人身买卖作为雇佣关系的补充还是存在的，而且亦要订立人身买卖契约。如北宋时，有“以女鬻于商人，得钱四十万，……书券纳直”者。[5]宋仁宗时，张方平曾“私託（杨仪）市女仆，未尝与直，……虽契约有三十千之数，而仪实未偿领”[6]南宋时，人身买卖作为特殊商品进行交易，更是常见的事情。现钱交易的即时买卖，只是宋代动产买卖中的一种形式，重要生产资料的即时买卖，都要立契、印押和纳税。 2.预买订购契约。宋代主要建筑材料、粮食及商品性的水果、花草的购买，亦要订立预买契约。如谢知府宅在窑户杨三十四处订购砖瓦，就是事先订有“文约”的；[7]董煟在乡村常见“外县牙人在乡村收籴，其数颇多。……独牙侩乃平立文字，私加钱于粜主，谓之暗点”；[8]宋孝宗时，常熟县富民张五三与“一客立约，籴米五百斛，价已定，又欲斗增二十钱，客不可，遂没其定议之值”；[9]洛阳牡丹，亦有“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10]福州荔枝，也是“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11]此类预购，既订立契约，也接收定金，但卖方必须承担为买主养护和依契约交付产品的义务。如买主悔约，不得追取定金；卖主悔约，则要退还定金。 3.赊卖赊买契约。宋代买卖活动中，赊卖赊买现象亦很普遍。所谓“赊”，即先取货物，约定期限，后付价钱的买卖活动。宋代的赊卖以批卖给客商、铺户最常见。铺户赊卖杂货给农民，夏秋收成后结账付钱的情况也很多。赊卖结账的期限，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各异，有的一年三次结算，有的分四季结算，有的春秋两次结算，有的是月底清偿。赊卖货物最大的风险是赊买人到期不还价钱，因此宋代对赊卖立法比一般现钱交易规定的更严格。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六月诏：“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12]宋徽宗宣和时，由于“诸路州县奸猾之人赊买客人茶盐，并不依约归还，致客人经官理索”。因而降诏：“今后有犯，并具案申尚书省，当议重行编配。”[13]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七月亦诏：“今后应赊买客人茶，其人见有父母兄长，并要同共书押文契，即仰监勒牙保均摊偿还，其余买盐货之人，亦一体施行。”[14]可见宋代赊卖赊买货物，不仅要订立契约，而且要以财产作抵押，并要有物力的三五人乃至父母兄长共同书押担保。如果赊买人违契不还价钱，赊卖人可以依契经官府向赊买人及其父兄、牙保人索要货款；如果赊买人、连保人、牙人共同欺诈商客物货，则要严行决配。在赊卖赊买契约关系中，宋代法律突出维护赊卖人的权益。 二、田宅买卖契约的发达 宋代的不动产交易中，主要是土地和房屋。在田宅买卖中，凡称“永卖”、“绝卖”、“断卖”者，是无任何附加条件的买卖，即将不动产所有权绝对让渡给买主；凡只转让使用权、收益权而保留所有权和回赎权的“典卖”，称“活卖”。绝卖与活卖的最大区别是有无回赎权。宋代的田宅买卖中，不仅有严格的程序，而且买卖契约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1.“亲邻法”的发展。中国是以家族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的农业国。田宅买卖自北魏行“先问亲邻”之后，唐代则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亲邻的先买权。郑克说：“卖田问邻，成券会邻，古法也”。[15]对此，宋初立法亦有明确规定：凡“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贴内虚抬价钱，及邻亲妄有遮恡者，并据所欺与情况轻重，酌量科断”。[16]开宝二年(969)又规定了会问亲邻的顺序：“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其邻以东、南为上，西、北次之，上邻不买，递问次邻。四邻俱不售，乃外召钱主”。[17]严格维护亲邻的先买权。但到宋哲宗时，亲邻的这一法定先买权发生了变化。哲宗绍圣元年(1094)规定：“应问邻，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与所断田宅接者”。[18]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南宋。《庆元重修田令》中规定：“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者，以帐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并其间隔古耒沟河及众户往来道路之类者，不为邻。”胡颖在谈《亲邻之法》时亦讲：“所谓应问亲邻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19]《庆元重修田令》中又规定：“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不得受理。”即“凡有亲而无邻，有邻而无亲，有亲有邻而在三年之外者，皆不可引用亲邻之法执赎”。[20]宋代亲邻法的这些新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原业主物权的地位，虽然亲邻的先买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必须是在法定的三年之内，逾期者，亲邻便丧失了先买权。尤其在以典就卖的情况下，典主的先买权又高于亲邻的先买权。使亲邻先买权大大削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