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

——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伯重,男,1949年生,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著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1990),《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1997),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44—1850(1997)。

原文出处:
中国农史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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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系列论文中之第一篇。作者对该时期江南农业生产中人口、耕地、技术、农民经营方式进行了探讨,对以往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十三、十四世纪江南社会经济发展“转折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本文中作者认为虽然南宋末及元末江南人口有较大波动,但总体上呈增长的态势。作者进而指出江南人口变化的地域趋势:人口之增加主要集中在东部低田地带的苏州和嘉兴,而人口之减少则主要发生在江南西部和北部高田地带之各府州,即人口分布重心由西部和北部逐渐转移到东部。作者指出该时期江南人口城市化水平可能略有下降,但程度轻微;与此相关,江南农业劳动力之供给亦未有大的变化。再从耕地方面看,作者认为元代江南耕地可能较南宋有一定增加,而明初则与元代大致相同。但耕地品质却颇有改善,特别是元明二代以疏浚河道为主的水利建设,大大改善了土壤的理化性状,使得耕地的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一、“十三、十四世纪转折”论:一个正在受到挑战的旧有共识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元代严重受挫,从而自宋至明初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

      以上看法,是过去中外史坛上的一种共识。尽管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但是支持“转折”论的学者在以下主要方面意见仍然一致:第一,在南宋末年与明朝初年之间,中国的社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这个变化的结果,使得以后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与以前时期出现重大差异,因此形成“转折”。具体地说,就是经过这个“转折”,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由以前的“唐宋变革”变成了“明清停滞”。

      以上“转折”论的诸要点,近年来已受到若干挑战。一些元史学者近来提出:元代并不是一个“黑暗时代”;相反,在元代时期,中国经济在唐宋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上升,“有长足的进步”。不过,他们尚未提出有力的证据以支持其论点[1]。许多农史学者也认为元代与宋代一同构成了中国“南方农业突飞猛进”的阶段,而明清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纵深发展”、从而“达到顶峰”的阶段,因此元代及其前后几十年并不存在“转折”[2]。最后,从最新的一些关于唐宋和明清的研究成果来看,至少就江南地区而言,以往盛行的若干重要理论如“唐宋变革”论和“明清停滞”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3]。既然没有唐宋变革和明清停滞,那么十四世纪的转折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尽管至今为止尚未见有专门的著作对此“转折”问题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对前述的“转折”论确实已经提出了有力挑战。从此意义上来说,“转折”论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坛上仍然还占据着主流见解的地位,但它的基础已经动摇。

      鉴于上述情况,对“十四世纪究竟是否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转折时期”作一个专门的研究,极有必要。本文以及探讨之二、之三、之四一组文章就是一个在这方面的尝试。在讨论展开以前,我们需要做出以下说明:

      (一)本组论文所考察的时期,是自宋末至明初,亦即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在主张“转折”论的学者中间,虽然有一些学者笼统地说这个“转折”发生在十四世纪,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此“转折”始于十三世纪而终于十四世纪中期或十五世纪初期。我们认为: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转折的话,它应当最可能发生在元代或元代及其前后数十年,因为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而元代所发生的变化,并不会恰恰限于十四世纪。此外,众所周知,在江南以往一千余年的历史中,元代所遗留下来的史料最为稀少,而宋末与明初两个时期的史料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因此,为了更好地观察发生在元代的经济变化,把考察的时间范围延伸到宋末和明初。这从史料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也正因如此,在本文中,我们将有关观点合称为“十三、十四世纪转折”论。

       (二)本组文章所考察的地区,限定于“江南”。江南本是一个界限不甚明确而且不断变化的地理概念,但是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对其作了界定,并说明了作此界定的理由[4]。据此界定,本文中的“江南”地区,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大体相当于唐宋的浙西路地区,尽管唐宋的浙西包括了不在上述八府之列的严州,而且宋代的浙西也不包括江宁。我们之所以挑选这个地区作为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事实上,以往关于近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许多重大结论(例如“唐宋变革”论和“明清停滞”论),都主要是从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研究而得出来的。因此,以江南为考察对象而对“转折”论做出的批判,也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

      (三)本组文章所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尽管“十三、十四世纪转折”论所说的“转折”包括了广泛的内容,但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农业变化乃是任何社会经济重大变化的基础,因此从农业变化来看是否有“转折”,应是很合乎逻辑的。由于农业的变化以人口、耕地和技术的变化为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在此时期,江南的人口、耕地和农业技术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我们还要进而考察农民的经营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在对农民的经营方式变化的考察中,探讨的重点是农民的经营规模和亩产量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上述这些变化具有什么特点和性质?为此,我们将把这一时期江南农业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与唐宋和明清两个时期江南农业生产的长期变化相比较,看看它们是否朝着同一方向?变化的速度是否有很大不同?很明显,如果不是朝着同一方向、或者变化速度大不相同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将这一时期视为一个“转折”的时期。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转折”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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