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士风萎靡，多数士大夫平时竞逐名利，临难则但求保全身家性命，非降即走，上下解体，终至国亡。理、度两朝进士中能以身殉国或坚守气节、拒仕元朝者只占少数，却有相当多人热衷于谋求新朝官职。由于元朝对南人的欺压和对南士的歧视，多数南士得官甚难，地位跌落，因而深为抵触和不满。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到世祖末、成宗初，南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转变，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 关键词：宋元交替 南士 气节 认同 一 宋季士风与朝政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蕾。天下事，可知矣！ 这是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文及翁考中进士后，与同年相约游览西湖，即席所赋的一首词——《贺新郎·游西湖有感》。词中看不到登第士人常有的那种春风得意之色，有的只是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宋室南渡以来百余年，苟且偷安，守着小小西湖，构筑舞榭歌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早把失陷的中原大地抛在脑后，连东晋诸公饮宴新亭时念及故土沦丧而相对流泪的情景也不复再见，更不用说有祖逖那样中流击楫、誓复失土的人物了；纵有心存兴复的志士仁人，也不能像吕尚、傅说那样得到重用，朝廷上下只把国家命运寄托于长江“天堑”，企望江神能阻挡蒙古铁骑南下，以保其偏安局面；国事如此堪忧，士大夫却都像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北宋前期人）那样悠游自在，毫不关虑。到这种地步，国家还又什麽希望呢！ 文及翁的老家在成都府汉州绵竹县。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攻陷成都，进行了惨酷的屠城，此后成都地区和四川许多州县又屡遭战火。元人虞集说：蒙古“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以逃生。”[2]文及翁就是当时因战祸流落东南的蜀士之一。尽管他寓居富庶的湖州，又幸而进士及第，身临锦绣西湖，可是当同年们问他“西蜀有此景否？”立刻就勾起他郁积心头的无限悲愁：强敌侵逼，故园残破，朝政腐败，士风萎靡，眼看不仅归乡无望，连这勉强栖身之地也难以长保。无怪乎眼前绮丽的湖光山色竟引不起他丝毫的欢愉了。 南宋后期的著名学者黄震在咸淳四年(1268)所上《轮对札子》中，把当时的衰弊局面概括为四点：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他指出，自高宗南渡，国土仅有宋初之半，端平以后，实有者“又几止于半之半”；度宗即位以来，仍惟求湖山歌舞之乐，宫室服食之安，对京、襄、荆、蜀大片国土的荒残略不念虑。于是民困于椎剥而日以穷，兵多虚额游手而日以弱，财耗于冗费（营建、燕饮、赏赐、佛老等）而日以匮，“至若士大夫，又多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自以和平为得计，……风俗至此，最为可悲。”[3]这里所谓“和平”，指的是气节消靡，圆滑处世，以保其美官厚禄，不能激切直言指摘弊政。黄震用“无耻”一词来指责当时的士大夫，看似偏激，其实他所揭露的弊病仅是一个方面，宋季士大夫之无耻更有甚于此者。 宋朝士风的不良由来已久。顾炎武将宋世士风变坏归咎于王安石当政后“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于是“千进之流，乘机抵隙”，以致“移人心，变士习，……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4]这不过是因袭了一些宋人反对新法的议论，殊欠公允。事实上，真宗、仁宗时期，士风问题就已相当严重：奔竞干进，为猎逐官位不惜谄媚请托，忘乎廉耻；因循苟且，遇事推诿，但求无过，以此保其循资升迁，固其高官厚禄，而将能兴利除害、有所作为者斥为“生事”，加以排挤；下至一般士人，但熟记死板章句，巧饰媚俗诗赋，只求合于当局，以此侥幸科举得中，博取美仕，而有实务之才者十不一二。[5]诸如此类弊端，皆见于时人论议，如范仲淹的《上十事疏》和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首以整顿士风为言。可惜他们的改革都未能成功，北宋皇朝日益腐败，终至崩溃。 如果说北宋的不良士风是由当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及其相应的官僚制度所养成，那么到了南宋，又加上统治者奉行苟且偷安的基本国策，导致了士风的进一步败坏。孝宗时，曾担任过殿试读卷官的太学博士虞俦上言：“今日内外人才习为软熟，其势久而必至于萎靡不振。”他指出，科举名次高下是士子所视为趋向的，大抵爱君忧国者必有切直之论，嗜进苟得者必多谄谀之辞，然而切直者却被置于下列，而谄谀者却能居于前名，当国者如此取士，是导致士风萎靡的一个原因。[6]淳熙十一年(1184)，卫泾在殿试对策中批评当时朝政习于“纵缓”，以致“庸常琐琐之徒得以偷安固位，自为保持之计，上下苟且，莫肯任责，而治效之不进，风俗日以坏，士气日以弱，民生日以困。”他认为士风之不美，根源在于科举的弊病，士人为求爵禄，不顾礼义，苟且修饰以迎合于上，侥幸于一得，是以“冒进之习滋，廉耻之道丧”。[7]后来他又进一步痛论人才的衰弊：“窃谓今之士大夫，徇利而不顾义，矜名而不务实，习成软熟，谓之得体，稍知激昂，则指为生事。公清鲠亮者苦落落而难合，脂韦容悦者尝龊龊以自娱，忠义笃实者以迂阔而见疏，贪鄙巽懦者以侥求而幸进。是以气节颓败而不立，风采销萎而无余。庸庸垂绅，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浑然一律。”[8]叶适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所上奏札中也屡以士风为言，指出士大夫“廉耻日缺，名实日丧，风俗大坏而不可救。”[9]“贤能无用，风流日以坠失，士俗日以颓败。”[10]他还一一论列了以资格用人和荐举、任子、科举、学校、制科等各方面的弊病，痛切指出，士习实坏于学校和科举。他说，昔日尚词赋固属末技，今则“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对当时正兴盛的道学教育提出了批评；至于科举，则庸夫俗子率皆俯首诵习所谓“黄策子”者，家以此教子弟，国以此选公卿，士人从小学习这一套，但能应付三日课试之文，则青紫之望盈于前，廉耻、义命皆所不顾，“朝廷得斯人而用之，将何赖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