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难得的拓荒之作

——《两宋御史中丞考》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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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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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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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幸获刁忠民先生新著《两宋御史中丞考》一书,是为《宋代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11月出版发行。披览再三,难以释卷。两宋御史中丞史料十分丰富,而又相当零散,收集颇费气力,考辨更须功力,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作系统完整的整理和研究。宋朝李焘曾撰《天禧以来御史年表》,然因年代久远,表已失传,仅存其序。《两宋御史中丞考》的面世,无疑具有拓垦研荒、弥补空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两宋御史中丞考》(以下简称《考》),主要包括12卷,约18万字,专考北宋、南宋两朝御史中丞任离时间、执宪行迹等,即如作者于《自序》中所云:“本书所考御史中丞凡一百六十九人(数任者仍以一人计)。其史书无传者,则网罗典籍所见而备述之。至若诸书牴牾、曲笔回护、记载失实、褒贬不当者,皆一一辩证之。”闻是言,观其行,作者确在“考”字上大做文章,从而构成是书的基本内容,并且颇具特色。

      其一,考时:钩沉稽没。时间是历史发展和研究中的基本要素,只有确立准确的时间坐标,才能展开科学的研究,并使研究结论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之上。通过考钩,《考》以时间为序,把169位御史中丞逐一置于确切的历史座标之上。考者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核阅上千种宋代典籍,通过各种途径,或是证诸正史典坟,或是考于野史稗文,特别是收阅了某些不易查找的墓志、行状及文集等,最终考出了一批中丞的任离或在位的时间。当然,由于史料缺载,或因史料浩烟,有的一时难以确证,《考》则存疑,或言其大致时间,并注明“仍待详考”。这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研读和使用该书时心里也格外踏实。

      其二,考证:绳衍纠谬。史料原本是各种著作或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成了后人研究的资料。由于作者或收录者的见闻才识所限,加之传播过程中的不断失真,以及史料层积过程中的放大和缩小,都给我们考辩史实,揭示历史真相和规律带来许多困难。《考》不仅钩稽出一系列中丞任离的时间,而且辩证了某些记载之误。这些只是《考》纠谬的一个方面内容,而在御史中丞执宪行迹上的纠谬又是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般史载认为王拱辰弹劾无所回避,然也未必尽然,《考》予以纠正(《考》第63页,以下仅注页码。)。又如《御史台记》诋评彭思永在台臣濮议时,“不一言营救,议者丑之。”然据其行状,多有言奏,“言益切至”,《御史台记》似有诋诬之嫌(第99页)。这样,使一些强加在中丞身上的溢美之辞或不实之辞现出了原形,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三,考评:寓论于考。《考》的主要任务固然是钩考中丞任意时间、执宪行迹,但考证过程又无不反映出作者的价值趣向、是非标准,同时在考辩时评品中丞、说三道四也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所按考语不长,但字字玑珠,画龙点睛,很有见地,充分体现了作者浑厚的功力和独具的才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考》之《自序》和《附记》,前者概言宋御史台之地位、作用,后者揭示宋末70年废中丞之因,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而至于中丞言奏行迹、是非功过的评论大多中肯确切,一语道破,《考》中俯拾即是,不必赘述。这些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考补:汲索勾全。纵观全书,作者无不尽其所能,汲取、索取一切相关史料,勾画出每位中丞的全貌。即使某些中丞的史料十分稀少,但仍设法觅取一、二,言简意赅地予以说明。至于那些资料较丰富的中丞,则详列筛选史料,并加考察,内容富实可靠。如王化基、魏庠、杜衍、王拱辰、张方平、唐介、孙抃、包拯、王畴、吕诲、吕公著、傅尧俞、庐航、陈过庭、蒋继周、邓友龙等所收材料几乎超过他们本传的篇幅,几乎可以据此展开专人和个案研究,甚至撰写出他们的中丞传。同时,我们在研读这些丰富的史料时,便能“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这样,作者撰《考》的又一目的也在不言中达到了。

      正由于作者在广泛收集和科学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经过钩沉纠谬、考评勾补,使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御史中丞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也正由于经过这番艰苦细致的工作,从而使《考》确立在坚如磐石的基础之上,完全可以说一部宋朝监察制度研究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一,《考》奠定了宋朝监察制度和实践深入研究的基石。近年,宋朝监察研究是一个比较活跃,甚至是比较热闹的研究领域,一大批有关论文频频见诸报刊杂志,既有宏篇巨制,也有杂识小考,涉及监察的诸多方面,然属于系统的基础性研究论著不多,更没有类似于《考》这样的力作。如今,《考》面世了,且以史料翔实、考辩精到为特色,本书的面世必将把宋朝监察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成为新的起点。

      其二,《考》固然为我们提供一个个御史中丞的详尽档案资料,勾画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但同时也勾稽出一批批极具制度史研究价值的史料,如御史中丞之始、御史里行之设、六察兴废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又如宋初中丞之作用、仁宗后中丞多为得人、中衰后多为权臣所制,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宋朝监察制度的发展轨迹和运作实况。

      其三,《考》中的案语、考评,虽然所占比重不大,有时仅三言两语,但往往切中要害,富有启迪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中,不仅有对具体人物的褒奖贬斥,彰扬忠直,鞭挞奸回,而且还揭示出制度建设上的优劣以及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如南宋时御史中丞为权臣所制问题。这些内容对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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