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觀的中、西、印比較  

作 者:
張法 

作者简介:
張法,1982年在四川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84年在北京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1995年在賓州州立大學、1996-1997年在哈佛大學、2002-2003年在多倫多大學做訪問學者,2005年被教育部遴選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美學、審美文化、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國美學史》《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20世紀中西美學原理體系比較研究》《美學的中國話語》《走向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哲學》等。

原文出处:
南國學術

内容提要: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有着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但需要引起重視的是,世界上各文化的命運觀是不同的,首先體現為中、西、印思想中命運觀的不同。西方的“destiny”(命運)觀強調必然性。它起源於希臘人“moira”(命運)觀,與早期的聖地空間結構相關,後來又與“logos”(邏各斯)聯繫起來,最後在理性化升級中,成為與“law”(自然規律)類似的東西。對西方文化來講,命運建立在對必然性認識的基礎上。印度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運)觀,彰顯的是偶然性。印度人的緣起型命運建立在印度哲學的空—幻結構中。它關注現象上的每一因素、條件,注重在時點上偶發的各種互動,即所謂的“samutpāda”(起),命運就在偶然的緣會中互動產生(起)。中國的命運觀則體現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在中國人的氣化萬物中,具體之物因天地之氣化而生,稱為“命”;一旦產生就有了自己的本質,被稱之為“性”。產生之後,開始作為具體之物的生、長、亡的過程。人的這一過程是在天地之間與天地互動而進行的,受天地運行影響,天地運動稱為“運”。中國的“命運”內涵,既有宇宙必然生物的命的必然性的一面,又有產生之後在與天地的互動中而生的偶然性的一面,兩者的合一,構成中國的命運觀——既承認必然性,又注重靈活性。包括中、西、印在內的各文化的命運觀,在世界形成統一整體的現代性進程中,開始了思想的互動,但這一互動並沒有在思想深層上達成共識。因此,一旦要用世界主流的西方語言來表述具有深厚內容的不同文化的命運觀時,這一內在的不同就會在語言上被迴避。在當今世界不斷變化着的多元而又包含着差異乃至矛盾衝突的共同體中,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路漫漫其修遠。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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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觀念,一旦提出,就進入到觀念史的邏輯之中,既出現與提出者原義相合的效果,也產生超出提出者原義的景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近年來中國提出的一個新觀念。這一觀念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互動中,激發出多樣討論,衍生出多種流向,乃至出現內容的滑動和轉義。本文擬就與這一觀念關聯的三點內容,進行初步探討。

      一、人類共同體的形成——命運觀念的階段演進與文化互動

      “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中的“人類”,指的應是作為整體的人類。人類作為共同整體的出現,是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世界進入現代進程之後開始的。原始時期,各大洲的各類族群,領土甚小,規模不大,交往很狹,根本談不上可以互知的人類整體。早期文明時代,古代埃及,古代兩河,古代印度,中國夏、商、周,美洲的奧爾梅克等文化,基本上各不相通,也談不上在整體上業已互知的人類整體。軸心時代,地中海的古希臘文化、希伯來文化以及相關相通的波斯文化,印度的奧義書、佛教、耆那教,中國以老子(約前571-約前471)、孔子(前551-前479)爲代表的先秦諸子,都產生了理性思想的哲學突破,伴随着陸上絲路、海上絲路在歐、亞、非之間的交流,世界的互知已有一定規模,但基本上還是各自爲體,仍談不上可以基本互知的人類整體。衹有當現代社會在西方興起,以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思想啓蒙、現代工業、現代政治制度等進行整體的組合推進,並以世界貿易、軍事遠征、八方殖民等關聯方式向全球擴張,把全球組織成一個統一的世界,纔真正形成了作為整體的人類共同體。

      地球上的人類自世界的現代進程形成統一的共同體以來,經歷了三大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大致是從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被西方列強瓜分完畢。西方話語對此有幾種詞異義同的稱謂,現在多稱為“早期現代”(the early modern),漢語稱為“近代”。這一時期,整體的世界被西方學者分為“西方”“非西方”兩大部分,前者被認為是文明的、科學的、理性的、先進的,後者被認為是愚昧的、迷信的、非理性的、落後的。按照這一劃分,這時人類共同體的命運就是西方人用文明、科學、理性、先進的觀念和工具引導世界進入大同,非西方人則學習西方的文明、科學、理性、先進的觀念和工具讓自身融入現代文明,實現世界大同。因此,這一時期也可以歸結為:人類共同體在西方文明“指引”下的命運演進。

      第二階段,大致為1917年蘇俄“十月革命”到1990年蘇聯解體。這時的人類共同體被分為三個世界:一是西方型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體現為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陣營),二是蘇聯型世界(在“二戰”後形成一個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三是在西方型世界和蘇聯型世界之外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由於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力量相對弱小,雖然內蘊多種多樣的命運觀,乃至形成不結盟運動,但從總體來講,這一時期的人類共同體主要呈現為兩種命運觀:西方型相信,資本主義最終戰勝社會主義而成為人類的共同命運;蘇聯型相信,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而成為人類的共同命運。

      第三階段,開始的標誌是1990年代蘇聯解體與互聯網的世界普及,還可上溯到西方思想界從現代思想到後現代思想的轉變,上溯到1950年代電視在西方的普及以及隨後在全球的普及,上溯到新興經濟體的各種改革的啓動,上溯到石油戰爭和伊朗革命以來的伊斯蘭世界的變化,等等。這一時期被稱為“後現代一全球化時代”。這一時代,美國雖然仍是西方領袖並成為世界霸主,但各新興經濟體、阿拉伯世界、拉美世界、東盟世界等各類文化的自主性日益增強,人類共同體的多元文化面相正在形成。在這一階段,一方面,人類作為共同整體,更加明顯;另一方面,人類整體的命運觀更顯多元。不同文化的命運觀各不相同,乃至各有自己的思想自信和道路自信。可以說,人類既因經濟、政治、科技、文化、電信、軍事、旅遊等流動的日益加強而形成一個更加緊密的共同整體,又因地理、歷史、制度、思想、文化、美學的多元而有不同的命運觀。

      “命運”是一個多義詞,本身就存在多種多樣的理解。這裏試以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後的英語翻釋,來窺見其中的複雜性。最初,中國學者為宣揚這一觀念,將“命運”英譯為“destiny”,但熟悉西方思想的學者一看就感覺不妥,因為,當西方人看到“destiny”(西方型命運)後,感受和理解的,會是與漢語的“命運“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詞義。後來,又改譯為“future”(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被譯為“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①。這樣譯,從英語的角度來看,有點彆扭,因此,近兩年再改譯為“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②。從語言上講,英語更地道了,但用詞未改,表達的思想內容也未改。從思想內容上講,把命運譯成“future”,漢語裏“命運”一詞的詞義就沒有了。一方面,漢語“命運”的當下內容被“未來願景”所置換;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中內蘊的哲學思想深度和中國哲學特色也完全不見了。這樣,中國雖然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但人類共同體中非漢語世界的人基本沒有理解到這一觀念中“命運”一詞的內容。這樣,讓漢語的命運觀爲當今人類共同體所理解,就成了一個問題。而這一問題,衹有在進入比較哲學的領域,纔會明晰起來。

      二、中、西、印思想中命運觀念的內容異同

      人類思想,從原始時代到早期文明到軸心時代的演進歷史看:在原始時代,多種多樣,“1915年,人類學家算出650種各種類型不同的文化”③。與之相應,此時蓋有數百種命運觀念。在這數百種文化中,至少有七大類演進到早期文明——兩河文明、埃及文明、中華文明、非洲的約魯巴文明、美洲的瑪雅—阿茲克—印加文明、印度河文明、歐洲的卡爾特文明。④其中,每一大類下面都有自身內部的小類和與之關聯的文化,形成複雜的文化網絡,這些大類小型以及關聯文化又各有與之相應的命運觀。到軸心時代,在地中海、印度、中國產生了哲學突破,產生了三大理性思想類型,三大思想內部又產生了不同的亞型。例如,在地中海就有古希臘哲學、希伯來宗教、波斯宗教,希伯來的猶太教又衍生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基督教再分為東正教和天主教,伊斯蘭教又衍生出遜尼派、什葉派、蘇非派;同樣,在印度本土和中國本土也有多種亞型,以及受其影響和與之互動的廣大地域衍生出新的亞型,從而也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命運觀。但綜合起來看,具有理性思想的命運觀基本為三:西方,中國,印度。大而言之,命運觀的差異主要出現在這三種思想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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