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特定语言变体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也即对讲这种变体的群体成员的评价。语言态度说到底也是群体归属或认同问题。Gardner等（1972）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创了以语言态度以及工具性、融合性学习动机为核心的语言社会心理研究范式，经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套研究传统。“配对变语测试”（Lambert et al.，1960）是该范式中典型的语言态度测试方法，是以录音为刺激材料的主观反应测试。后来发展出的常用评价维度包括地位、亲和力、人格活力。多数实证研究发现，标准语言变体多被赋予较高的地位评价，非标准变体/本地方言多被赋予较高的亲和力评价。配对变语相比问卷能更好地控制变量，克服“社会期许性”的影响。也有人指出刺激材料真实性的局限，建议与质的方法相结合（Garrett，2007）。就态度的发展而言，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强调稳定性，另一些则强调情境性、可塑性。多数人认为强度高的态度更为稳定（Maio et al.，2015）。 （一）香港回归之际的语言态度 香港地区的语言态度及其反映的群体认同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在1997年回归前后有不少研究，结果不尽相同。Hyland（1997）在回归前对香港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侧重英语，发现英语有较高工具性价值，但在家庭情境和作为地位象征时的价值不高。Lai（2001）1999年对香港高中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比较了中产和工人阶层对粤方言、英语和普通话的态度，发现阶层差异不大，两个群体对三种语言变体都持正面态度，英语的工具性价值、粤方言的内群体认同价值突出，普通话作为国家交际共同语的价值突出，但工具和地位价值都低于英语和粤方言。 高一虹等（1998）实施于1997年回归前的主观反应（配对变语）测试，比较了香港、广州（广东省）和北京（内地非粤方言区）304名大学生对普通话、粤方言、英语和粤方言口音普通话（以下简称为粤普）的态度。按照“民族语言认同理论”（Giles et al.，1987），香港人将彰显社会认同独特性，突出群体言语风格，粤方言评价高；根据“最优特性理论”（Brewer，1991），则会在突出特性和寻求联结之间寻找平衡，同时认同不同变体（Gao et al.，2000）。结果发现，三地评价维度有差别。北京和广东有“社会地位和意识”“经济地位和意识”两个独立因素，香港融社会、经济因素为一体。京、港出现了“优良人格”因素，广东则无。变体评价差异主要在内地和香港之间。香港的普通话和粤方言评价与内地相似，粤普评价高于内地，英语评价低于内地。广东的态度与北京趋同。这印证了“最优特性理论”的期待，反映出港人既要香港地域文化归属，又要中国文化认同的心态。 （二）香港回归后的语言态度 Humphreys等（2008）实施于2003年的研究，用问卷考察了香港大学生对英语、普通话以及（外语专业学生）自选专业外语的学习动机。研究发现学生对英语和普通话都有高于所选外语的工具性动机，但对英语和其他外语的正面情感认同高于普通话。Lai（2005）对作为后殖民第一代的香港中学生做了问卷考察，发现其粤方言的融合性取向最强，英语的工具性价值和社会地位最高，普通话的融合性和工具性都得分最低。鄢秀等（2016）对香港大学生的焦点小组访谈发现，部分学生对普通话产生了身份认同，但更多人对其持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动机。刘慧（2013）对广州高校港澳籍本科生的问卷和配对变语调查显示，粤方言的情感评价高于普通话，普通话的功能和地位评价略低于粤方言。 （三）广东的语言态度 张积家等（2003）对广东大学生的配对变语研究发现，普通话和粤方言评价差异不大，只在少数项目有显著差异，各有占优项。韩艳梅（2012）对广州二年级和六年级小学生进行了配对变语测试，考察对粤方言、普通话、潮州话在情感和地位维度的态度。结果发现普通话在各维度的得分最高，粤方言次之，潮州话最低。低年级学生评价和认同的高低排序是普通话＞其他方言＞粤方言。高年级排序是粤方言＞普通话＞其他方言。认同自己是广州人的低年级学生为32.2%，高年级为44.5%。随着年龄增长，学生似更多思考其地域认同。甘丽华（2012）通过对顺德高职学生的主观反应测试，考察了他们对普通话、粤方言、佛山方言和英语的态度。研究发现以佛山方言为母语的学生有一定的地域意识，认为粤方言和佛山话更为亲切，但他们与外省籍学生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地位评价相近，都比较高。杨伟杰等（2013）的配对变语调查以广州市各行业人员（广东人占83.5%）为样本，考察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情感和地位评价。结果发现粤方言在情感层面的“友好、亲切、热情”高于普通话；在地位层面的“受尊敬”高于普通话。徐晖明等（2016）的问卷考察了广州青少年对普通话和粤方言在情感认同、社会地位、实用性上的评价，发现他们整体上略偏爱粤方言，偏爱主要来自情感维度。 由综述可见，回归之际的香港呈现了符合“最优特性理论”的语言态度，对普通话和粤普都有较高认同。此后研究发现，香港和广东都对粤方言有较高情感认同。在对普通话和英语的评价方面，地位评价较高，但不同研究结论有差别，甚至较大。方法和材料的不同也使研究结果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得到系统的历时概括。香港回归之后，存在多种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特别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力量的博弈。一方面，随着推普在香港的深入、香港与内地交流的扩大，普通话已基本成为年轻人工作交流的必备技能。另一方面，香港和内地粤方言区维护地域文化的意识很强。在更大范围，一方面汉语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Wu&Chan，2007），“大华语”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李宇明，2017）得到接受，其变体多元性得到尊重；另一方面，面临英语教育的兴盛，汉语教育是否有“失语”危机也引起关注。在此背景下，我们拟考察香港和内地粤方言区、非粤方言区大学生在回归20年后的语言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