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编纂古汉语大型辞书时如何对待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说

      本文所说的古汉语大型辞书，包括贯通古今汉语的辞书。我们认为，古汉语大型辞书的编纂者和修订者，在对待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说时，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轻率采用没有确凿根据的新说，另一种是忽略或者拒绝采用有确凿根据的新说。下面各举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先举例说明第一种倾向。

      （一）关于“圭”字的本义

      《说文·卷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圜下方。……从重土。……珪，古文圭从玉。”“圭”字为何“从重土”，难以解释，段玉裁注以“土其土”释之。《周礼·地官·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注：“土其地犹言度其地。郑司农云：‘土其地，但为正四方耳。’”按，圭在古代主要为贵族行礼所用，土圭只是一种用途比较特殊的圭，段注以“土其土”释“圭”字“从重土”之义，显然不够合理。《辞源》（1915）旧版“圭”字下本以“瑞玉”为其第一义项，《辞源》1979年修订版和2015年第三版将“瑞玉”之义退为第二义项，并改写了释义之语。其新加的第一义项为：

      “卦”的古字。象形字。古人卜筮，必画地识爻，其下之一，象地，其上之十，一纵一横，象画之形。土上又作土，象画内卦又画外卦。因经传多借圭为“珪”，本义遂为所夺。见清俞樾《儿笘录》四。

      《辞源》修订者当因《说文》“从重土”之说难以理解，故采用俞说，以“卦”为“圭”之本义。“卦”从“圭”声，在古代较早的时期，“卦”很可能是在地上画爻而成的，“卦”上古音属支部，“画”属支部入声，二字声母亦很相近，很可能有语源上的关系。但是俞樾说“圭”的字形象画地识爻其实很牵强，而且以“圭”为“卦”之古字毫无古书上的证据，显然只是一种大胆的臆测，可信度很小。

      现代的古器物研究者普遍认为圭由玉戈头变化而来，相关学科如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也大多同意这种看法，有的学者并指出“戈”“圭”音近，“两字声母都是见母，戈是歌部字，圭是支部字，上古歌支两部相通的例子很多。也就是说，当实用性的兵器‘戈’转化为礼仪用器后，其取得的新名‘圭’，应该就是将原名的读音略加改变而来的”①（陈剑2007）。

      

      以上所说已是古文字学界的共识，可见俞樾之说确实不可信。《说文》说“圭”字“从重土”虽误，但以之为圭璋之“圭”的本字则不误。《辞源》（1915）旧版未引《说文》“从重土”之说，而以“瑞玉”为“圭”字第一义项，本不误。《辞源》修订者由于怀疑“从重土”之说，而从俞说以“圭”为“卦”之古字，将其列为第一义项，反而把《辞源》（1915）旧版改坏了。

      

      （二）关于陈氏家量的进位制

      春秋晚期齐国权臣陈氏（即后来篡齐的田氏，上古音“田”“陈”音近可通）为了争取齐国民众，将家量加大，以家量贷、以公量收之事，最早是在《左传·昭公三年》（前539年）所记晏子对叔向之语中提到的：

      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

      杜预在“钟乃大矣”句下注：

      登，加也。加一谓加旧量之一也。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则区二斗，釜八斗，钟八斛。

      杜注的意思是说陈氏给四升之豆增加一升成为五升之豆。豆之上的进位虽然未变，但由于豆已加大，区的实际容量由旧量的四豆变为旧量的五豆，即由十六升变为二十升（即杜注所说的“二斗”），釜的实际容量由旧量的四区变为旧量的五区，即由六十四升变为八十升（即杜注所说的“八斗”）。这样，钟的实际容量就由六百四十升变为八百升（即杜注所说的“八斛”）。豆、区、釜三量都各自加了旧量的一升、一豆、一区，“三量皆登一”就是指此而言的。杜注的说法无论从《左传》原文，还是从当时齐国的情势及家量制和公量制的关系来看，都是合理的。⑥这是关于陈氏家量进位制的传统说法。

      清末的孙诒让在《左传齐新旧量义》中对陈氏家量的进位制提出了一种新说，他在引了《左传·昭公三年》晏子的话和相关杜注以后，说：

      今考陈氏新量之釜，盖十斗，非八斗也。依传文，当以四升为豆，不加，而加五豆为区，则二斗。五区为釜，则一斛。积至钟，则十斛。所谓三量皆登一者，谓四量唯豆不加，故登者止三量，而钟亦即在三量之中也。

      孙氏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由于他看到《管子·海王篇》说“盐百升而鬴（釜）”，《管子·轻重丁篇》讲齐西、齐东粟价的关系反映出所用量制“以五区为釜”，都与春秋时齐旧量不合，因而认为“《管子》书多春秋后人增修，故正用陈氏新量，足为《左传》增一左证”。他所谓“春秋后人”应指战国时人，他显然认为田氏篡齐以后就以陈氏家量取代齐旧量而为齐国公量，故战国时人“增修”《管子》就以当时使用的陈氏家量之制篡改了《管子》中原来所记的春秋时齐旧量之制。他不称“陈氏家量”而称“陈氏新量”，就是因为他认为陈氏家量之制在陈氏（即田氏）篡齐以后已成为齐国的公量，而不再是家量了。这种看法其实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