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东南地区和川陕地区都先后实行过榷茶制度，其中东南实行至仁宗嘉祐四年之前，川陕开始于神宗熙宁七年之后。北宋榷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官府首先严密控制茶叶生产，几乎完全垄断了茶叶资源，然后高价把茶叶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转向各地销售。官府和商人构成了茶叶流通领域里的两大经营主体，双方围绕茶利的瓜分，结成了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的关系。本文试就此做集中剖析。 一、北宋榷茶制度与官、商共利争利关系的结成 北宋前期，宋政府在淮南、江南东西、两浙、荆湖南北、福建七路地区实行的榷茶制度有交引法和贴射法两种。 所谓交引法：1.在淮南的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府设置十三个山场负责茶叶购销，六州产茶之民（园户）每年既要向官府输纳名曰“茶租”的岁课，还要以茶折税，余下的茶叶亦得全部卖给山场，官府给他们的报酬是预支的所谓“本钱”。2.在淮南之外的其他六路，官府也设置了很多山场，但并不向园户预付“本钱”，而是在园户输租折税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官府再把茶叶分别运送到设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口的六榷货务。3.商人贩茶，必须先到京师榷货务交纳现钱或金帛实物，换得提货凭证性质的“交引”，再到六榷货务十三山场兑取茶叶，转向各地售卖；也可直接到六务十三场入纳钱帛，“计直予茶如京师”[1]。4.自太宗雍熙年间始，宋朝在西北大量驻军，“切于馈饷，多令商入刍粮塞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2]这样，一手控制茶叶资源，一手换得入中粮草，中间“以茶引走商贾”[3]，成了北宋交引法的主要运作方式。5.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严酷的律条禁止园户隐匿茶叶及商人私贩，如“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4]。又因福建生产的腊茶质优价高，故“腊茶之禁尤严于他茶，犯者其罚倍”[5]。 所谓贴射法：1.官府不再预给园户“本钱”征购茶叶，允许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2.官府原先卖茶获得的“净利”，由商人贴纳。例如舒州罗源场中等茶，官府原给园户本钱25文／斤收购，卖时56文／斤，净利为31文／斤，现在商人从园户处买茶后，必须运到山场按斤数向官府贴纳净利后方可出外贩卖。3.官府“给券为验，以防私售”，此券便是贸易许可证[6]。 贴射法在东南榷茶期间只短时间地代替交引法穿插实行了几次，有地域有限，大多只行于淮南，所以北宋东南榷茶制度以交引法为主。 熙宁七年，宋政府基于同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需要，又开始在川陕榷茶：1.官府陆续在成都府、利州、梓州路及京西路的金州等产茶之地设买茶场47处，向园户预付“本钱”征购所有茶叶。2.官府把一部分茶叶运到陕西供买马场买马、卖茶场销售，使得陕西的茶叶市场几乎完全被官营垄断。3.另一部分茶叶，官府在买价的基础上加收2—3分“茶息”批发给商人，商人还得交纳茶价的1/10买取交易许可证“长引”，然后只许在四川范围内货卖。可见川陕榷茶之法与东南地区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官营领域更广。 榷茶制度在茶叶生产和流通之间横插上一道官营的环节，切断园户与商人的有机联系，使得介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茶叶流通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 园户→官府→商人→消费者 官府的经营，并没有结束茶叶的流通，它所把持的只是茶叶流通的第一个阶段，即把各地园户生产的茶叶从分散状态统一收购集中起来，倒卖给商人；茶叶流通的第二个阶段的任务，即把茶叶再销售到消费者手上，则是由商人完成的。官府在它所把持的第一个阶段里，采取“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也就是低价向园户买茶、高价向商人卖茶的手段获得了巨额茶利。而买卖差价，同样是商人赚取利润的不二法门，若转贩到北方地区，“以至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焉”[7]，甚至“利尝至数倍”[8]。这两个阶段环环相扣，靠严酷的法律得以维持，使官府和商人比肩携手联合充当了茶叶流通领域的经营主体。商人必须向官府入纳钱、物才能购得生利的茶叶，官府也只有靠向商人售茶才能使其利润得以实现。正如林駉所言：“榷茶之法，官病则求之商，商病则求之官，二法之立，虽曰不能无弊，然彼此相权，公私相补，则亦无害也。”[9]叶清臣更明确地说榷茶是“刳剥园户，资奉商人”[10]。因此，在北宋榷茶制度之下，官府和商人首先结成的便是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共同剥削茶叶生产者、消费者和运输者的伙伴关系。 再进一步看，宋代的各类商品中，茶叶是流通空间跨度最大的商品之一。茶叶产地在宋代基本全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南，而销售市场则主要是汴京等大中城镇，特别是北部、西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产地和销地距离遥远，胡越相悬，决定了茶叶流通的最大特点就是长途贩运[11]。而茶叶的远途贩运，尤其是大规模远途贩运，绝不是一般中小商人所能经营得了的。苏轼在议论商人贩盐时曾说：“凡小客本小力微，不过行得两三程，若两三程外，须藉大商兴贩，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运。”[12]贩茶实际也是如此。宋代一程是50里[13]，二三程也就是100—150里。宋代东南产茶区中最靠北的寿州到汴京的直线距离已逾600余里，至于要经营“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方到西界”（欧阳修语）之类的长途贩运，对中小商人来说简直不啻九天揽月了。既然“小商不能多贩，又不暇远行”[14]，或者更确切地说，稍远程的贩运，若“本不及数千缗则不能行”[15]，那么茶叶的大宗远贩也就基本变成了豪商巨贾的专利。而榷茶制度的实行更为富商大贾排挤、兼并中小商人提供了良机。如大中祥符年间，政府规定凭引兑茶“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使僮仆赍券至官，故先获。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后来又规定了交引偿茶的期限，“或数月，或百日，逾期未至者，每十分复合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无以贴纳，反贱鬻于豪商”[16]。因此，“每有司变法，下利既薄。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能行适得独卖其货。……故变法而刻利者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也”[17]。由此可见，北宋榷茶制度之下的官商伙伴关系，实质上主要是封建国家与豪商巨贾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共同垄断茶叶流通市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