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提出修辞学两大分野一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后,学界对积极修辞的研究用力甚勤,着眼于修辞格和修辞方式的归纳与分类曾一度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热点。王希杰(2008)谈道:“发现和创建新修辞格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80、90年代里逐渐形成了高潮。汉语修辞格从三十个增加到两三百个。”其间也难免出现了吕叔湘先生所批评的“为讲修辞格而讲修辞格”“盲目的修辞格崇拜”的弊端(吕叔湘1983)。 相比之下,消极修辞的研究就显得较为薄弱。陈望道提出消极修辞应有四个标准——“内容方面明确、通顺;形式方面平匀、稳密”(1997:54),目的是“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1997:45)。事实上,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本来的意图就是告诉人们要关注消极修辞,但后来人们大多只是从语法上的正误去看《讲话》中的问题,而把修辞的精力过多转向积极修辞了。80年代以后,对消极修辞的关注多了起来,吴士文(1982,1986)提出消极修辞的两个下位层次“辞规”“辞风”,强化了消极修辞的规律性。之后有多位学者对消极修辞的研究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如潘庆云(1991)、胡习之(2002,2014)等。 近些年,学术界倡议并实践将消极修辞的研究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如陆俭明(2015)、郑远汉(2015)、陆丙甫、于赛男(2018)等,正如陆俭明(2015)所说:“需要关注和加强消极修辞方面的创新性研究,需要用新的视角来探索与分析研究某些修辞现象。” 研究消极修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远至汉外译文对比,近至比勘作家的自我修改,都是有效的办法。这里的“远”“近”说的是文本差异性的远近。本文选取一份特殊语料,尝试一种介乎语言对比和文辞推敲之间的消极修辞观察工作,藉以观察汉语的实质性语法特点和语篇特点,并探讨不同文本在体现消极修辞时对语法形式的取舍。 二、文本背景及对比意义 本文将从《英轺日记》与其白话文版本《京话演说振贝子英轺日记》的语言对比入手,来对消极修辞进行考察。 《英轺日记》(以下简称《英轺》),共12卷,唐文治著(日记作者署载振名,即庆亲王奕劻子,但实为其下属唐文治执笔),1903年出版。1902年,时任外务部员外郎的唐文治随载振赴英,庆贺英王爱德华七世即位,自天津大沽口南下,经新加坡、斯里兰卡、亚丁湾、希腊等地至英国;回国途中,路经比利时、法国、美国、日本等地。日记内容即为该段时间在外的见闻、考察与思考,日记相当于考察报告,文本风格相当严肃。 《京话演说振贝子英轺日记》(以下简称《京话》)12卷,为前者之白话本,刊载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绣像小说》第1-40期(1903-1904)。“该日记对于传播新知作用深大,将其翻译成白话转载,可看做以下层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白话、开启民智的手段。”(《英轺日记两种》2017) 选取《英轺》和《京话》进行语言对比,其意义在于: 一是不存在作者时代差异因素。过去我们研究文言和白话文本的对比,文本多是现代人翻译的古代文言文,这就有一种局限,作者对文本语言的理解,难免有时代上的差异。而《京话》(1903-1904)是同一时期对《英轺》(1903)的白话文翻译(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作者的翻译),不会存在作者时代差异的因素。 二是不存在语体风格差异因素。过去我们做的文白对比工作不少,但大多存在一个天然的缺憾,那就是语体风格不对应的问题。例如我们常用来作为各个时代代表作品的秦汉史书、和尚语录、唐宋古文、明清小说,其间的语言对比就存在文体上严重的不对应,事实上历来的白话研究都是选取偏于通俗的文体,很难有庄重的白话语体的实例。而《英轺》和《京话》的目的都是向公众报道载振出使英国,尤其是在政体上的见闻,内容和目的完全一致,因此都是庄重的文体,文白两体具有对当的严肃性,所以《英轺》和《京话》的语言对比,不存在庄重语体和通俗语体风格上差异的因素。这是这份语料独特的价值。 三是可以管窥白话文运动之前的汉语口语的面貌。《京话》1903年刊出,是远在白话文运动(1917年)之前的口语,通过研究《京话》的语言,也可以使我们了解白话文运动之前汉语口语的实际面貌。 三、句法强制性与自由度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比《英轺》和《京话》中一些虚词和句式的使用差异,来观察文言和白话在语言表现以及句法强制性上的不同。 3.1 “之”字结构的白话表达 《英轺》中“之”的使用以位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偏正关系为多,现代人翻译这个“之”多使用“的”来表达其功能,《京话》也是如此。(以下文中例句,上皆为《英轺》中用语,下为《京话》用语,如有需要,另作说明)。 (1)又询以教养
规制 又问他们教养
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