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目的 随着构式语法理论的日渐成熟，构式演化研究正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这种现象和近30年语言学研究方向的调整密切相关。首先，语义问题重新成为近期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认知语言学逐步确立其学术地位。该学派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希望在语义研究上有所突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句法研究。在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下，构式语法理论更是明确提出形式与意义不可分割，必须在未来研究中对两个方面都有所兼顾。目前认可度最高的古德贝格（Goldberg）构式语法理论，更是直接将构式定义为形式和意义的整合体。这些语言学研究的进展都表明，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考虑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时，任何学派的研究者都必然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所见的形式与意义的稳定组合到底从何而来。换言之，我们必须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形式与意义互动的演化过程。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初见端倪，很多研究者开始分析历史语料，观察构式演化的过程，并试图找出构式演化的内在逻辑。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都极度依赖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思路，其中最为倚重的依据是语法化理论。语法化理论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并非为讨论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而创立。在面对新的问题时，语法化理论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基于这种困境，已经有学者尝试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但并未取得明显进步。 2.构式演化研究 构式演化研究的兴起和构式语法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无意对构式语法和构式演化研究作全面梳理，因此本节的已有研究回顾专注于两点，即构式概念的界定和构式演化研究的困境。以此为出发点，本节还讨论了利用语法隐喻理论开展构式演化研究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借助古英语语料分析，为构式演化研究探索新的路径，并尝试提出构式演化模式。不同于以往研究依赖语法化理论的做法，本研究以语法隐喻理论为依托。语法隐喻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理论，相关研究众多。但是迄今为止，还从未有学者将语法隐喻理论用于构式演化研究。本研究借助语法隐喻理论讨论构式演化，主要是考虑到该理论同时关注语义层和语法层的变化，能够很好地描述构式演化过程中的形式和意义互动关系。为控制讨论范围，本研究选择了古英语中的使役构式作为分析对象。该类型的构式在英语中使用频繁，对其语义特征和语法形式的描述相当清晰，不需要在概念界定上多费笔墨。以此为研究对象有利于直奔主题，专注于构式本身的演化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如能以古英语和古汉语的使役构式演化做对照分析，研究结论必定更为坚实。受本文篇幅所限，作者已经另行撰文讨论古汉语中使役构式的演化规律。 2.1 构式概念的界定和构式演化研究的困境 “构式”（construction）一说早已有之，费尔莫（Fillmore）（1976）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但是构式研究真正引起学界重视，还是要归功于古德贝格（1995）对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古德贝格明确提出构式指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其意义不能从其形式或已有的构式中推知。换言之，构式最重要的属性就是意义上的“不可推知”（unpredictability）。本文讨论的构式限定于古德贝格的构式概念，其他广义上的构式均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古德贝格的构式理论强调形式和意义的内在联系，在国内外都催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Goldberg，1995，2006；刘丹青，2005；陆俭明，2008；王寅，2011；Traugott & Trousdale，2013）。但是关于“不可推知”的构式义从何而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国内外已有的构式研究注重的是对构式的静态描述，对构式的演变过程一直缺乏分析（Kay，2013）。古德贝格（2006）曾经提出构式意义在语言初始阶段是多余的，它的出现是语言演进中形式和意义互动的结果。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重视历时取向的构式研究。 由于语法化理论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构式演化研究的首轮尝试基本都因循了语法化研究的路径（Hollmann，2003；Traugott，2008；Trousdale，2012；Ziegeler，2004；洪波、董正存，2004；龙国富，2013）。具体研究中涉及的构式包括：英语中的periphrastic causative、have causative和NP+NP构式，以及汉语中的“非X不可”和“越来越……”等构式。无论选择哪些构式，这些研究都必须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个，这些研究中的“构式”是否适合作为传统语法化理论的研究对象。传统研究中的语法化项通常指向具体的词语或语素，即所谓的实体型构式。而古德贝格所界定的构式，关注的是词语之间的内在关系，一般被称之为图式型构式。在很多情况下，传统语法化研究中的分析对象和构式演化研究中的“构式”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语法化理论是否适用于构式演化研究确实值得商榷。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对语法化理论进行调整，以便适应新的研究对象，并将新的理论称之为构式化理论（Traugott & Trousdale，2013）。第二个棘手的问题表现在具体操作层面。语法化理论创立伊始就将关注点放在词汇语法层面，对语义变化几乎没有触及。当需要分析构式中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如何形成时，语法化理论几乎拿不出可以在语义层进行操作的分析框架。从上述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创立时间较早的语法化理论在新的构式演化研究中能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有必要依托更适合形义互动分析的理论框架开展构式演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