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源远流长，自从汉字产生以后，就有了有关修辞的论述，大量探索修辞特点的论述夹杂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呈现出零珠碎玉、吉光片羽的特点。《文心雕龙》正是在继承前代丰富的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修辞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基础。 一、《文心雕龙》修辞学的成就是对前人修辞理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讲究修辞传统的民族，在我国浩若瀚海的典籍中，积累了许多修辞学的见解。这些见解一般都散见于古代文论、诗话、词话及作家的相关著作中，零散而又涉及面极广，内涵不很明晰，可以从哲学、美学、文章学、文学批评逻辑学等角度做多种解释。在刘勰之前，古代学者对修辞的论述往往多从微观进行研究，宋代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修辞学专著，在《文则》之前，刘勰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第一部广泛全面地讨论修辞的巨著。 先秦时代一般被称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修辞学的内容如关于修辞的目的、标准，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文与质”（即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一系列属于中国修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均已初步形成。以对于文与质关系问题的探讨为例，诸子百家对“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各抒己见。儒家主张文质兼备，《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强调内容与形式须相符。《孟子·万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如以辞而已矣。”②强调言语与形式的依存关系问题。而《墨子·修身》：“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③要求为文简、智、明察，要切合实际，不赞成过度文饰。诸子百家提出的不同学说对刘勰及后世的“文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两汉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修辞理论。对于文与质的关系，仍有精辟的论述。扬雄《法言·修身》注重华实相符，“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④，其文质兼备、华实相符的观点具有修辞学的意义。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有重质轻文之见。西汉董仲舒关于文质关系的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而有所发挥，主张“质文两备”⑤，当文质不能兼顾时，应以内容为主。东汉王充的《论衡》有较为丰富的修辞学理论，其文质观是和孔子的文质彬彬一脉相承的，“名实相副，犹文质相称也”⑥，强调文与质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汉代的学者在对形式主义文风的评判与抨击中，促进了两汉修辞理论的发展，对于文与质的关系申说，在继承先秦诸子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予以阐发。 对于修辞手法的探讨，先秦时，诸子已经开始论及，如孟子：“言尽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⑦可看作较早的对委婉、含蓄修辞手法的认识。墨子明确地提出了辟（即比喻）的修辞手法：“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⑧墨子指出比喻是用其他事物来说明事理，使事物更加清楚明白。 两汉时期，也更加注意到修辞手法的探讨，并且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关于比喻，先秦时期着重论述比喻的概念及效果，汉代则进一步探讨比喻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运用比喻等问题，汉代王符的《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⑨对比喻手法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论及《春秋》用词的谨慎与精确：“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⑩，指出“英”“俊”“杰”“豪”等词的用法都有严格的讲究。王充在《论衡》中有三篇《语增》《儒增》《艺增》，所谓“增”，就是夸张之意。可以说，王充是第一位专论夸张修辞手法的学者，对《文心雕龙·夸饰》篇论夸张的价值和作用具有启迪作用。总之，先秦两汉的修辞理论尽管没有成为完整的系统论述，但从典籍的相关材料中已经能挖掘出相关的修辞学理论的观念，并且对修辞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问题都已经论及，可称为《文心雕龙》修辞学理论的发源。 二、《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修辞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修辞学发展的一块基石，因此，《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是“修辞理论全面成长、奠定基础的时代”(11)。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佛教、道教广泛流传，玄学兴起并走向兴盛，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是文学自觉地在艺术的道路上发展的时期。如汉魏之际以曹植、王粲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兴盛的文人五言诗的语言从质朴的文风趋向华美，同时，文与赋更加注重辞藻的华丽与对偶的工整；南朝齐永明年间，以沈约、谢胱为代表的诗人更加注重诗歌的声韵之美，提倡严格的声律；而梁陈时期的庾信与徐陵，诗、赋与骈文的创作提倡对偶、用典、声律与辞藻。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汉语修辞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语修辞学理论初步建立、奠定基础的时期，修辞学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汉语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大都已涉及，在文与质或者说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作家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建安七子应场重文轻质，赞叹“仲尼叹‘焕乎’之文，从郁郁之盛也”(12)，崇尚《周礼》丰富广博具有文采，并引经据典反复强调文重于质。陆机的《文赋》对“意”“物”“文”的关系进行了论析，肯定意由物生、辞由意定的辩证关系，在“理”与“文”的关系上，提出“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13)的观点，这里的“理”即指文章的内容，“文”是指形式，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葛洪、萧统、沈约等人对“文”“质”关系的关注，都是对修辞原则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