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元代“汉地”赋税制度的来源与商税的种类、内容、收入，以及统治者为保证商税足额所采取的政策，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元代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它只有住税而无过税，商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收入主要来自全国三四十处大中城市，但在财政收入的钱钞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盐课。 商税是元代赋税的一个重要项目。元代商税研究，是元代赋税制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有助于元代经济生活的认识。迄今为止，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作品，有关著作涉及时，往往语焉不详，甚或有错误。本文试对此作初步的探讨，衷心期待指正。 一 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经忽里台大会推选，登上汗位。次年正月，“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同年十一月，始置十路课税使。[1]这是蒙古国在其所控制的“汉地”（原金朝统治的农业地区）推行赋税制度的开始。“汉地”赋税制度的创建，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受窝阔台汗信用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反对这种意见，他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可名无用哉！”他提出，“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汗接受了他的建议，为此设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2]。赋税制度在“汉地”的推行，可以说是蒙古国接受“汉法”的开端。从耶律楚材的话可知，商税应是蒙古国最初在“汉地”征收的赋税之一种。上引“三十取一”的“杂税”，应包括商税在内。 金朝灭亡(1234)后，蒙古国在“汉地”调查登记户口。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各种赋税制度。丙申年(1236)，“始定天下赋税等。有科差（五户丝）、税粮、商税、盐税等，“商税三十分之一”。这次税制的推行仍是由耶律楚材主持的。[3]金朝商税，“诸物百分取三”[4]。蒙古国三十取一之法，和金朝的百分之三，是很相近的，应即在金制影响下制订的。后来，忽必烈即位，改国号为大元。元朝的商税，便沿袭蒙古国三十取一之法。元代中期编纂的政书《经世大典》说：“国家始得中原，赋诸民者，未有定制。岁甲午，始立征收课税所，以征商贾之税，初无定额。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5]明初修纂的《元史》，诸《志》主要以《经世大典》为本，其《食货志》亦言商税“元初未有定制”；“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6]。这是不准确的。早在窝阔台时代，商税三十取一，已经确定。至元七年(1270)正月，忽必烈立尚书省，以回回人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长于理财，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国库收入，用以博取忽必烈的欢心。在此以前，商税征收很可能比较混乱，阿合马便重申三十取一之制，并规定了应征商税的总额（见下），作为增加政府收入的措施之一。但这决非阿合马首创，而是沿袭蒙古国时期的制度。 自此以后，商税三十取一，曾屡次重申，成为有元一代通行的制度。例如，在成宗即位诏书（1294年4月），英宗至治改元诏书(1320年3月）中，都有“商税三十分取一，毋（不）得多取”的文字[7]。也有一些例外。至元七年(1270)“五月，以上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课”[8]。至元二十年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9]。二十二年三月，“诏依旧制，……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10]。二十二年五月，“减上都商税”[11]，“于一百两之中，取七钱半”[12]。比起六十税一来，又降低了一半多。成宗即位，“元贞元年(1295)，用平章剌真言，又增上都之税。”[13]应是恢复六十税一之法。以上是关于上都商税的规定。元朝的夏都上都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位于草原上，离农业区甚远，商旅罕至，而城市所需物资浩繁，故元朝政府采取免除商税和降低商税的办法，鼓励商人前去从事贸易活动。上都之外，享受优惠待遇的还有大都。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规定，“徙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14]大都有新城、旧城之分，旧城是原金中都城，新城是忽必烈下令建造的，位于旧城东北。新城落成后，忽必烈将旧城的市肆（商店）、局院（手工业管理机构）和税务（征税机构）大批迁入新城，同时给予四十取一的优遇，其用意显然是鼓励工商业迁入新城，繁荣新城市场。总的来看，商税的减免仅限于上都、大都两地。有的著作认为：“元代商税本轻，并不断减低。”[15]与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至元七年五月，阿合马建议：“诸路课程岁银五万锭，恐疲民力，宜减十分之一。”“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16]据此可知，至元七年以前商税官方定额已达五万锭，但此数显然难以达到，故阿合马不得不降为四万五千锭。元代钞法，银1两换中统钞2两（贯）。银50两为1锭，钞50两（贯）亦为1锭，故银45000锭等于中统钞9万锭，折合450万两（贯）。这可以视作全国统一以前北方每年所纳商税数。随后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在平定南宋过程中，元朝政府迅速在江南推行各种赋税制度。陈祐在至元十四年被任命为浙东道宣慰使，“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余，伤残之民，宜从宽恤。’不报”[17]。可见当政者征收商税、酒税之迫切。但是，这可能是行省的临时措施。到至元十九年十月，元朝政府发布命令，在江南征收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18]。江南商税收入，应超过北方，这样一来，全国的商税收入，有显著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