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的基层组织是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结成的民间乡村组织，故称为村社。它具有农村民众互助和政府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性质，在中国古代乡村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一、村社制的产生和实施 元朝入主中原前，北方处在金朝统治之下，其基层组织是坊里制，在城市以坊为编制，置坊正司其职；在农村以乡、村为编制，置里正、主首司其职。其具体操作办法是：“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1]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则实行保甲制度，“诸村疃五家相比为一小保，选保内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保为一大保，通选保内物力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通选保内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为都副保正。余及三保者亦置大保长一人，及五大保者置都保正一人。若不及，即小保附大保，大保附都保。”[2]但都保组织都在乡的范围内编排，不能跨乡，从而形成了乡、都保、大保、保的乡村组织系统。 元朝建立后，最初承袭金制，以里正、主首管理乡村事务。至元七年颁布立社法令，始在北方各地农村推行村社制，《元典章》卷23《劝农立社事理》条对立社的具体规定作了详细的记述：“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如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分相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者，斟酌各处地面，各村自为一社者听，或三村或五村并为一社，仍于酌中村内选立社长。”半年后，又下诏在华北各路全面实行社制[3]。灭南宋后，元政府又将村社制推行到江南地区，村社制在全国普遍实行。从文献记载看，元代除腹里地区外的十一个行省中，有史料明确记载实行社制的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江浙、江西、湖广等7个行省，四川、甘肃、云南虽未见到史料记载，推理亦当实行社制[4]。 村社制的出现，绝非偶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一，中国农村自古以来就有结社的传统。社本是乡村民众敬神祭祖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为村民进行娱乐和典庆活动的场所。因为社具有聚众的意义，所以一些民间组织便以社具名。元初，北方农村存在着一种自愿结合的具有互助性质的“锄社”，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锄治篇》曰：“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情。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为效也。”遇有兵乱或灾荒，农村也往往结义社互助。《秋涧文集》卷47记载说：“兵后岁饥疫，……有困疾田芜不克治者，公（史忠）乃侣结义社相救助，于是秋获皆有得，家具酒食劳公，以谢其德。”蒙古入主中原后，将这种农村存在的结社现象加以改造，在金代地方基层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村社制度。 其二，村社制度是蒙古入主中原后加强地方统治的需要。蒙古入主中原后，原来的草原游牧国家的统治方式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武力征服和肆意掳掠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时人胡祗遹说：“方今之弊，民以饥馑奔窜，地著务农，日减日消，先畴畎亩，抛弃荒芜，灌莽荆棘，何暇开辟。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种植者例以无力，又皆灭裂卤莽。”[5]如何解决矛盾，加强统治成为元朝统治者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草原游牧国家对定居农耕区的有效统治方式便是放弃占地抛荒、恢复农业生产，将农民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基于统治的实际需要和汉文化的影响，元朝统治者在部分汉人地主的支持和协助下，在历代封建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旨在加强地方基层统治的村社制度。 村社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立社令明确规定“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在实施过程中并非如此，入社者主要是汉人户，蒙古和探马赤军户并未入社。《元典章》卷23《复立大司农司》条：“[至元十年三月，大司农司]又奏：探马赤军等军户推避不肯入社，又不肯存留义粮，亦不肯与诸人一体开兴水利。”他们总是推避不肯入社，以逃避入社者应尽的义务。为此，元政府曾“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同。”但我们找不到有关探马赤军户入社的文字记载。同探马赤军户一样，蒙古军户也未入社，《元典章》卷23《蒙古军人立社》条：“若将本管蒙古军人却与汉儿民户一同入社，其各处管民官司备知卑府见蒙古军数，又缘本管蒙古军人自来不曾与汉儿民户一同入社，与公不便，若将本管蒙古军人另行为社，令见设本管奥鲁官一体劝谕农事，似为相应。”[6]可见，担心泄露军队数目是蒙古军户和探马赤军户未并行入社的原因。 第二，从实施的区域看，并非所有村疃都实行社制。元初，绝大多数蒙古贵族除在漠北草原上有受封的牧地外，又在中原地区有五户丝封户或采邑、汤沐邑等，称为“投下”。投下主在受封地区有很大的自主性，“诸王邑司，与其所受赐汤沐之地，得自举人，然必以名闻朝廷，而后授职。”[7]中央对其用人只是核准而已。在经济上，头下户对头下主有很大的依附性，凡民一入投下户籍，便永为其民，不能任意更改。投下主还往往非法招收户口，私征租赋，擅取钱债，所以头下人户比一般政府民户负担较重。按照立社令，投下户也应立社，但由于投下的特殊性，立社令在投下州县受到抵制，至元七年，尚书省司农司奏：“中都、上都立社呵，切恐诸投下有不受的去也。”[8]到元英宗时，承相拜住的封户才开始置社[9]，由此可见在投下州县实行村社制有很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