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蜀党争辨析

      摘要 “洛蜀党争”是北宋元祐年间发生在政坛上的一场党派争逐。党争的缘起不仅仅是因为程颐和苏轼学术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其争逐的焦点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各报私怨。然而，洛蜀二派各只有寥寥一二成员，甚至不成其为党派。相互攻击时指实某人为洛党或蜀党，多失实之处。“洛蜀党争”之所以被常常提及、夸大，与元祐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朔党的操纵、利用有关。朔党为稳固权势，以党争为口实，打击双方，矛头主要指向苏轼。率直天真的苏轼和迂疏固执的程颐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元祐大臣的争权夺利是酿就北宋末年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元祐更化”，持续了八年多时间，史称“贤人政治”哲宗亲政，绍述之说起，元祐大臣被一网打尽，北宋随之滑入最后的糜烂崩溃期。后人痛定思痛，认为元祐大臣间之相互党争，为奸佞提供可乘之机。《宋史全文讲议》云：“元祐之所谓党者何人哉？程（颐）曰洛党，苏（轼）曰蜀党，而刘（挚）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愚谓绍圣之祸，吾党亦有过。然熙宁君子之过小，元祐君子之过大。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引自中华书局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1240页。以下简称《长编》）元祐诸多纷争常常被归因于洛、蜀二派之相仇。元祐二年九月侍御史王觌奏云：“苏轼、程颐向缘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长编》第9688页）明张溥更是痛惜道：“两贤本无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积憾为仇。特以师友各地，辞色不下，嘲侮小嫌，诟谇靡已。即盈朝之上书，犹家人之室斗耳。迨章惇、蔡京专国反政，颐、轼之徒，贬窜接路，端门之碑，姓名并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仇词角立者，小人斥为一党而并击之。治世不同福，乱世则同祸。诸贤当此，亦当自悔其藩篱之忿固，而水火之必伤也。”[1]所以，要明了元祐政坛之纷争及对北宋后期政局的影响，就必须对洛蜀党争做一番辨析。

      洛蜀党争之缘起

      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以为元丰之法不便，复嘉之法以救之，全部起用因反对新法而被迫投闲或被贬谪的大臣。十月，苏轼被召为礼部员外郎。次年三月，召程颐为崇政殿讲读。时苏轼为文坛领袖，程颐为道学魁首，皆负人望。《王岩叟日录》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长编》第11240页）二党反目，始于程、苏之交恶。“颐初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2]

      元祐元年十二月，苏轼发策主馆职试，成为洛蜀党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程门弟子左司谏朱光庭率先发难。苏轼策问题中有两段话，一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其二是用汉朝文帝、宣帝的典故。[3]朱光庭断章取义，弹劾苏轼讥议先朝，诽谤仁、神二先帝。苏轼不甘被诬，上章自辩。右司谏蜀人吕陶，为苏轼上章鸣不平，指出这一场纷争的背后原因是“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4]吕陶于是被指实为蜀党。此后，朔党诸公纷纷卷入，围攻苏轼。因太皇太后极力维护苏轼，最终各予安抚，两置不问。而洛蜀之说，不胫而走，被朝廷大臣引为口实。

      经历此风波，苏、程元祐年间在朝廷中再也没有安稳日子可过。苏轼自言：“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5]被迫累章乞求外放，曾知杭、颖、扬、定诸州，求得暂时的耳根清静。完全依赖于太皇太后对苏轼的特别信任和格外倚重，苏轼才能幸免于难。相比之下，程颐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自草泽蒙特恩被召入朝，根基尚浅。一旦受围攻，便被黜出朝。元祐年间再无翻身机会。

      苏、程终至水火不容，首先是他们学术思想的不同。苏轼为学崇尚精神自由，儒、道、佛、纵横诸家，兼收并蓄。宋理学家视之为异端邪说。如二程将人生确立为其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提出“性即是理”，且曰：“孟子言人性善，是也。”[6]二程认为“性”是道德本源，“性善”，纲常名教就先天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之“性”，却常常受物欲蒙弊，故“灭私欲则天理明矣”[7]。苏轼对这种违背人的本性而讨论人性的作法十分反感。他明确反对“性善”说，比较赞成扬雄所说的“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8]。他反对将人的“性”与“欲”割裂，云：“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9]理学家对此极为愤怒，大骂曰：“苏氏论性”，“尽是胡说”[10]。此外，苏氏之学常常得之于佛释、老庄，二程则不遗余力地攻击佛老。朱熹说：“二苏之学得于佛老，于这边道理，元无见处，所以其说多走作。[11]”

      其次，宋儒重“道”轻文，对文人素存一份蔑视。程颐曰：“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12]醉心于“作文”，即“玩好”之一。苏轼对艺术的多种门类皆有一份特别的喜爱和深入，与宋儒“正其心，养其性”之主张背道而弛。所以，朱熹批评苏氏“但求文字、言语、声响之工，用了许多功夫，费了许多精力，甚可惜也。”[13]《龟山语录》亦云：“如子瞻诗多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又曰：“如东坡之诗，则言之者安得无罪，而闻之岂知以戒乎？”[14]难怪他们要摭拾苏轼文字，陷之于罪。宋代抑武扬文，文人地位极高。人们对苏轼这样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容易产生一种“追星族”式的崇拜。太皇太后倚重苏轼，就有这方面心理因素。宋儒欲力矫此弊，对苏轼当然没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