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有可能构成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灰犀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0年底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到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从1.3亿人增长到2.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由10.2%增长到17.3%,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世界也少见。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更是未来我国重大的社会政策难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体现出老龄化是关系国家发展战略、政策持续考量、社会普遍共识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深层影响具有必要性,因此本文将聚焦在分析和评估老龄化对我国家庭消费支出的深层次影响上。 老龄化如何影响我国的家庭消费,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争议。一方面,以Li et al.(2012)为代表的研究显示,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冲击十分严重,老龄家庭受退休等因素的影响,非耐用品消费平均降幅高达20%。另一方面,以李文星等(2008)、石贝贝(2017)为代表的研究显示,老龄化对我国家庭的总体消费影响并不显著。老龄化究竟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同的答案意味着完全不同的长期效应和公共政策取向,必须予以审慎、充分而细致地分析。 本文将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为这一问题提供新的微观证据。考察老龄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第一个重点是需要很好地定义“家庭”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需要更为准确地度量家庭中的“老龄人口”和定义“拥有老龄人口的家庭”(以下简称“老龄家庭”)。这一定义和度量对问题的分析非常关键,因为有关的“测量误差”既与调查对象对“家庭”和“家庭内老龄人口”的主观认知这一个性化特征相关,同时也与不同调查时段同一家庭不同受访成员的认知差异相关,由此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可能无法清晰区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因此很难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或其他计量技术手段予以消除。此外,对“老龄家庭”的一些技术性定义可能也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本文在随后的分析中将会揭示,如果把“受访者”或“户主”是否超过60岁作为老龄家庭的测量指标,其测量误差足以导致“统计不显著”,而这一处理方法正为当前很多研究所采用。 第二个重点是要关注家庭的异质性。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强调了完全理性经济人对一生消费的最优安排,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信息并不完全,同时居民也不是完全理性人。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短暂历史,不足以培育居民“总体”具有充分理性和拥有较强的未来预见力,接近或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可能非常苛刻。另一方面,我国40年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还意味着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消费安排,即各期收入流量的现值等于各期消费支出的现值这一均衡条件无法实现,表现为家庭在进入老龄家庭阶段之前难以预期的住房、医疗、教育、子女婚嫁等特定类别支出水平大幅上升,使得家庭的生命周期消费计划在这一阶段就变得难以实施。这表现为对收入的过度敏感,还可能表现为家庭进入老龄家庭阶段之后因为预防性储蓄不足难以平滑家庭消费支出,使得消费支出出现大幅波动,从而增加了陷入老年贫困的风险。以上这些因素意味着老龄化对不同的家庭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经济后果。此时,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受老龄化冲击严重的消费者群体“平均掉”,则会产生非常大的分析盲区,而政策建议中忽视可能被平均掉的人口其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也将大为削弱。 最后,考察老龄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还要关注老龄化影响消费的宏观效应。即使家庭消费的下降不对微观家庭的实际福利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即出现加总后总消费需求的萎缩,从而在需求侧对宏观经济中长期增长形成负面冲击。这可能意味着在新的经济增长稳态下家庭消费与生产率会同步下降。 以上三个方面实际上是回答“老龄化如何影响家庭消费”这一问题的核心,也是本文真正关心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研究文献中,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学者对上述陈陈相因、环环相扣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从而在回答有关问题上莫衷一是。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中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主要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大多数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重新审慎、清晰地定义了家庭的概念和测度了老龄家庭。在家庭界定方面,CGSS数据库相比于其他数据库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CGSS问卷对所有可能的家庭成员进行了穷举,并要求对每位成员说明其年龄,是否居住在一起,经济上是否独立。在此基础上,在问卷的其他部分,还要求回答赡养性支出的情况。后一个问题与前述定义构成了一个相互印证的、逻辑自洽的整体。居民消费支出主要是一种家庭行为,因此本文特别地将“共同居住”作为家庭的关键特征,由此可以排除那些虽然有一定经济联系但实际上并不一同生活的成员,后者主要通过赡养性支出来体现。这一定义的合理性主要源于家庭消费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经济上有联系但不在一起居住实际上其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这一定义由于采集的是客观的关系型数据,从而也排除了自我报告对“家庭”认知的主观性。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充分注意到居民消费支出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因此,与大多数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更加注重以家庭为单位,回归方法与匹配方法相结合,以系统科学评估老龄化影响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效应。在这一过程中,本文审慎考虑了样本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如世代结构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家庭的异质性,评估了城乡分类与城镇分层样本中的有关效应。第三,在结论方面,本文基于CGSS数据的研究为老龄化对我国家庭消费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新的微观证据。研究显示,老龄化对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存在非常明显的冲击,同时也发现,乡村家庭和城镇低分位家庭受老龄化的冲击尤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