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的后期(1945-1951)事业与终结

作 者:
刘鹏 

作者简介:
刘鹏,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藏书史,图书馆史。

原文出处:
文献

内容提要: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全面抗战爆发的特殊背景下,共同成立的以征集、保存、整理中日战事史料为主要工作的学术组织。抗战胜利后,这一组织先后成为北平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的内设机构,继续存在。但因为时局变化、经费不足和人员短缺,尤其是抗战主题热度的消退,这一机构在经历了1945年至1947年的复员与北返、1947年至1949年的恢复与停顿,1949年至1951年的维持与隐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51年11月正式结束。数十份国家图书馆档案记录了这一历史。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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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甲方)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乙方)①在全面抗战爆发的特殊背景下,共同成立的以征集、保存、整理中日战事史料为主要工作的学术组织。其中平馆负责史料的征集和保存,联大负责史料的编辑与整理。史料会下设委员会,由平馆馆长袁同礼、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分任正副主席,刘崇鋐、姚从吾、钱端升(以上代表联大)、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以上代表平馆)任委员②。总编辑姚从吾、副总编辑刘崇鋐之外,编辑尚有郑天挺、钱穆(以上中文)、张荫麟、叶公超、雷海宗、蔡文侯、丁佶、皮名举、伍启元(以上英文)、邵循正、吴达元(以上法文)、冯文潜、冯承植(以上德文)、刘泽荣(以上俄文)、王信忠、傅恩龄(以上日文),可谓极一时之选。当然,上列委员及编辑,相当一部分不过列名其中。一方面,史料会得以壮大声势,扩大影响,有助于争取经费和支持;另一方面,学者们或者亦可藉以查阅稀见史料,并获得有限的津贴。较多参与会务的学者,除姚从吾外,尚有冯友兰、刘崇鋐、刘泽荣、张荫麟、王信忠、傅恩龄等人。史料会既是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密切而微妙关系的完整缩影③,又是抗战前后层出不穷的战事史料征辑活动④的最佳代表,颇值得仔细探究⑤。

       由于文献的缺乏,学界对于史料会的后期情形,十分陌生。涉及西南联大的论著,虽多对史料会有所涉及,但往往以为或暗示该会在抗战胜利后甚至战时即告结束⑥。即使曾在史料会工作三年的戚志芬女士(1919-2013),虽然在文章中提及战后史料会文献北返及在平展览之事,却也认为“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史料会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西南联大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史料会也与西南联大相始终”⑦。2015年以来,笔者与高柯立、梁葆莉、邱奉捷、王天乐等同事,查阅国家图书馆藏电子扫描档⑧万馀页,并参考西南联大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及其他公开出版物,对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的会务档案、报道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较为细致地考索与研究⑨。其中最大的收获,当属史料会后期会务档案的发现⑩。这部分档案,涉及史料会在战后的维持与消歇,为前人所未见、所未言,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史料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文将以战后复员和政权的更替为界限,围绕这批档案,对1945-1951年史料会的情形、人员和成绩,分三个时段加以考述,并对其结束运作的原因加以讨论。

       一、1945年8月至1947年春:归燕碣,还故都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获得胜利,北平图书馆和西南联大均开始筹备复员。但是,由于时局等复杂原因(11),联大于1946年5月(12)开始北返,而史料会文献直至1947年夏始基本运回北平,因之这一阶段史料会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搬迁和复建。

       (一)

       1945年11月7日,联大第三五二次常委会议研究了史料会文献的回迁事项,决定应平馆之请,将存于联大陈列之西文书刊及史料会资料,在联大复员时与其他设备同时运平,并由平馆分任部分运费(13)。1946年1月23日,联大第三六一次常委会议议决了将史料会移交平馆“接收办理”的条件:

       (1)北平图书馆应继续进行征辑中日战事史料工作。

       (2)会中所已收集之史料及北平图书馆继续收集之史料,均应由北平图书馆专设一部门保管整理。

       (3)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同人如有研究工作需用参考有关中日战事史料时,北平图书馆应尽量予以便利。

       (4)关于征辑保管及整理中日战事史料,北平图书馆如需要三校协助时,三校当本原有合作精神,于可能范围内予以协助。(14)

       这份决议非常值得注意,它虽然暂时搁置了史料会征辑资料的产权问题,但实际上已将其托付与平馆,联大(这时明确为三校)已经淡出,仅作为协作者、利用者而存在。这份决议的精神,也成为1950年北图与北大、清华商讨结束史料会条件的重要依据(具体分析详后)。随后,1946年2月13日联大第八届八次校务会议通报此事(15),至20日,联大收到平馆同意移交条件的复函(16)。

       那么,为什么联大和平馆决定在此时提出这一决议呢?

       第一,玩味决议文意,“联大”字眼不复存在,代之以“三校”,已经暗示了时移事异之意:联大即将结束,联大与平馆的“合组”,从名义上而言,也应自然结束。以这一点而言,戚志芬女士说“史料会也与西南联大相始终”,自有其道理。那么,联大结束后,平馆与三校继续合组史料会,是否可行?事实上很难实现。南开复校后,京津悬隔,自不便再参与会务,事实上战后的史料会会务文献中,南开已无存在感。即使同在北平的北大与清华,校务自理,财产、图书、仪器也须分割清楚,这也给“合组”带来了困难,毕竟三校与平馆都是独立建制的机构。参照平馆的类似做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决议。1937年9月,由南下之袁同礼率领,寥寥数人的“北平图书馆”与长沙临时大学合组图书馆,袁同礼任馆长,直属临大常委会,其后一同迁滇。然而,就在史料会即将成立的1938年12月,袁同礼却以平馆迁滇后“事务纷纭,对本校图书馆事宜不能兼顾”,请辞联大图书馆馆长,并将大部分职员自联大图书馆调回。对此,联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予以理解并接受,还提议两馆继续合作(17)。然而事实上,联大图书馆很快“降格”,归属教务处,并改馆长为主任(18),由联大职员并与平馆渊源颇深的严文郁接任。但是,合组图书馆的结束,并未影响双方的其他合作(如随后合组的史料会),更无损于双方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由特殊回归常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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