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下旬至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这段时间是南京大屠杀影响最直接、最广泛的时期，也是日军当局在南京确立常态化殖民统治的时期。其间，日军当局为应对南京大屠杀后日益严峻的防疫形势，排挤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其后的国际救济委员会①所进行的防疫救助等活动，在南京开展所谓“宣抚”并逐步建立卫生防疫体系，以巩固既得利益。 近年来，学界日益关注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医疗、防疫等公共卫生事务与维护殖民统治、稳定占领区秩序之间的关系，对此，日本和美国学者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中国学界也进行了探讨，其中台湾学者的研究较早，大陆学者则起步较晚，现有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和东北地区，而对其他被占领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② 本文拟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公开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图书馆(Burke Library)和南京市档案馆所藏档案及相关史料，探讨大屠杀后日军当局在南京建立的防疫体系及主要活动，并揭示其防疫“宣抚”的本质。 日军当局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 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军攻城及大屠杀暴行，严重破坏了南京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市政设施，城市卫生环境迅速恶化。由于难民高度集中在南京安全区内，这里的环境卫生状况尤为恶劣。因大多数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且难民卫生意识淡薄，管理难度较大，卫生状况相当恶劣。如兵库署(军械库)难民收容所卫生状况很糟糕，“米粥里兑了生水，因而导致了许多疾病的发生”；贵格教会传教团难民收容所的卫生状况不符合卫生规定；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因难民携带的物品较多，空间更显拥挤；华侨俱乐部难民收容所“房屋很黑暗、肮脏，通风极差。到处堆放着垃圾和废物”；金陵大学蚕厂难民收容所“500多人生活在露天用布或草席搭的棚子里”，“不论房屋里面还是外面的卫生设施都很不够”；山西路小学难民收容所“很拥挤，很脏”，等等。③ 城市环境恶化，脏乱不堪的卫生状况，加上日军暴行造成的物资紧缺和极端恐怖的气氛，致使难民的抵抗力因营养不良、精神高度紧张而普遍下降，患病者日益增多。1938年1月下旬，难民收容所内除出现许多不明原因的死亡病例外，白喉、猩红热、麻疹等传染病也相继出现。 从国民政府及市政府撤离南京起，至日军当局全面控制南京的“城市管理空位期”，南京城内的卫生防疫主要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其后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负责。在安全区设立初期，国际委员会就考虑到环境卫生问题，专门设立了卫生组，并成立卫生委员会，组织了一支400人的清洁队。为防止传染病暴发，国际委员会组织救护队，定期察看难民收容所，督促难民收容所维持环境卫生。④为减少难民疾病的发生，他们多渠道筹措奶粉、蚕豆和鱼肝油等物资，以增加难民的营养；为预防传染病疫情的发生，他们积极向外界寻求援助，除请求支援白喉、斑疹伤寒、天花等恶性传染病疫苗外，还请求教会团体支援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到南京开展医疗工作。⑤1938年春，在难民收容所开展的防疫工作中，“种痘者共为16265人，注射伤寒霍乱预防针者，共在12000人以上”⑥。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其后的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努力下，南京“难民中一般的死亡率虽高(儿童尤甚)，然尚无严重病症之流行。脚气病、痧子、猩红热之患者固多，然就当时局面而论，死亡者尚少也”⑦，传染病预防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其后的国际救济委员会积极开展卫生防疫时，日军当局也开始关注南京的卫生防疫，并将其与日军当局在南京的“宣抚”活动相结合。南京失陷不久，日军当局即设立“南京特务机关”，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武官佐方繁木少佐任机关长，“从事南京特务机关的工作兼宣抚工作”⑧。所谓“宣抚”，即日军当局为巩固在占领区的利益，以“宣传”“抚慰”的形式“怀柔”占领区民众，以“笼络民心”。南京的“宣抚”工作原计划由日军华中方面军特务部负责，因“人手不够，还是决定从上海派遣军中挑选适当人员，指挥特务部和领事馆的人员来做宣抚工作”⑨。日军当局的“宣抚”形式五花八门，其中防疫“宣抚”因具有防止传染病疫情蔓延、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直观效果，能起到“笼络民心”的作用，因此往往被日军视为有效的“宣抚”方式。 南京沦陷之初，包括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内的日军高层并未意识到防疫形势之严峻及防疫“宣抚”对维护日军占领当局利益的重要性。饭沼守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军医部长)建议说，让我军为当地人进行诊疗，这是为了部队防疫，并不带有宣传和安抚之意。好像完全本末倒置了，因此要求他用剩余的力量做这事。”⑩由此可见，饭沼守认为医疗资源应主要用于日军，而不是南京的难民。 1938年2月，日军当局撤销了华中方面军建制，新组建了华中派遣军，其司令官畑俊六决定“努力因地制宜指导”“华中政权”建设。(11)此后，日军的卫生防疫“宣抚”活动陆续开展。为防止传染病流行，“南京特务机关”与日军军医部配合，除在南京各区公所设立诊疗所开展医疗“宣抚”外，还在藤田部队军医部及天谷支队兵站医院的协助下制订了防疫和医疗计划。然而日军在卫生防疫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因此计划实施的伤寒、霍乱、天花等疫苗的接种进展相当缓慢。在此情况下，南京难民的卫生防疫仍主要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负责。 1938年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南京的卫生环境逐渐恶化，防疫形势也愈加严峻。面对南京日趋恶化的卫生环境和防疫形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和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义敬等呼吁日本外务省尽快派遣同仁会(12)参与南京的防疫事务，加强南京防疫“宣抚”的力量，以达到全面掌控南京卫生防疫的目的。 1938年2月23日，冈本季正向外务省报告称：对于南京的卫生防疫，在南京的欧美人士“妄图借他们之手推动该项事业的进展”，“我方应做好全面充分的准备，按照对华文化事业部的计划，派遣权威人士乃最紧急且恰当之措施”(13)。2月28日，冈本季正再次向外务省建议，派遣诊疗救护班应尽可能聘用同仁会医院职员。(14)3月16日，花轮义敬向外务省报告南京的防疫形势时也称：“防治传染病已迫在眉睫，国际救济委员会以及美国医院正积极开展活动，这将助长支那人依赖欧美的观念。为笼络人心，我方应采取适当措施，迅速调配50万人次的水痘、伤寒、霍乱疫苗送达当地，并派遣专家，利用市立医院旧址开设医院。”(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