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技术尺度的评判下，中国通常被认为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近现代则二者皆不发达，与之关联的立场是在中国从传统向近现代演变过程中，西方是中国的拯救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社会内部探讨这一问题，试图把近世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话语与传统中国的“格致之学”相对接，从而在传统与现代、古代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历史的连续性①。但已有研究大多没有充分重视延安时期科学技术观念的创新发展和传播实践，从而在解释中国科技观念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方面缺少了一个必要环节和鲜活有力的证据。 近世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话语也在诸多革新运动中屡次更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维新变法到五四启蒙，科学技术话语总是与政治主张相缠绕，发声者一直都是感受西风东渐风气之先的知识阶层，科学技术以外来者的姿态悬浮在社会上层。20世纪20-30年代平民化、大众化思潮主张用科学改造社会人生，“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运动倡议科学技术下移乡村社会和平民群体。至此，历史为接下来的20世纪40年代遗留了一系列问题：即西方科学如何本土化？科学如何面向群众进行传播？“科学与人生”的精神关联如何转化为实际的物质文明？同时，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政治、道德、习俗、观念的进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探索和创新实践为上述问题的有效解答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 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观念的起承转合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在“科学”启蒙方面很有代表性。他把西方的科学与人权并称为“舟车之两轮”，并认为中国要走出蒙昧，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厥为科学”②。在他那里科学不仅仅指科学知识，也指科学态度、精神以及方法，他要以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以科学为民主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说陈独秀的科学观尚具有“全盘西化”论和“唯科学主义”色彩，那么，中国科学技术观的民族气派和风貌则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科学”虽然没有“革命”“阶级”话语出现的频率高，但依然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科学”的认知。我们以“科学”为关键词，对《毛泽东文集》前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③中的相关语句进行话语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独特认知： 毛泽东从“科学”源起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在中国一直存在。他认为科学起源于人类生产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书斋里的苦思冥想和抽象的概念推理。他提出：“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为一个体系罢了。”④他积极肯定自然科学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并强调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改造自然。在毛泽东看来，科学来源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经过检验的科学才能成为真理，因此科学具有客观真理性。 他认为，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可以获得直接经验，这种获得真知的途径和方法既有中国传统格物致知的影子，也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影响。他还提出直接经验必须在普遍真理的光照下获得，他反对“经验主义”，要求具体的特殊经验和普遍真理结合，从而获得理性而全面的知识。毛泽东注重政治权威及知识分子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的桥梁作用。在他看来科学有知识形态和物化形态之分，推动科学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是人才，他们有权威能够把真理和经验结合起来，因此，毛泽东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的作用，也要重视政治领袖的作用。 总之，毛泽东的科技观上承中国传统格致论，近接五四科学观，具有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实用主义特点。它以经验归纳为基础，坚持实证经验与主观理性的统一，强调事事求诸证实，又要求尊重科学理性和客观规律。该特点又与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对于当时国事危急的中国而言，急需的不是理论发现.而是实践应用。中国社会需要培训大量的辅助性专业医疗和技术人员，而不是要求他们首先掌握某一科学训练的理论基础。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使理论变为变革现实的力量，还需要以“批判的武器”教育群众，理论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为“武器的批判”。一句话，党需要在中国西北一隅把悬浮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科学技术观念带到穷乡僻壤里的农民家门口。 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观念的传播生态 在20世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与科学技术观念相伴而生的是国家发展工业繁荣民族企业的紧迫性和现实性。虽然偏踞西北一隅的陕甘宁边区拥有土地、森林、矿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为工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和原料。但是，陕甘宁边区在1928-1933年遭遇的大饥馑以及随之出现的军阀混战、土匪出没、租佃严苛等社会恶瘤使得该地区政治崩溃，农村解体。在1936年之前，整个陕甘宁边区“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⑤天灾人祸，交通隔绝，家庭手工业和农村日用品匮乏，“农民要一丈洋布，必须拿出二十几只鸡才可换到，三边出产食盐，延长永坪出产石油，但广大的老百姓却吃不到盐，用不到油。一切农村生活都充分的表现着近乎原始社会的简陋情况。”⑥更严重的是，教育的缺乏恶化了边区农村社会的社会风习，“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陕甘宁地区既缺乏自上而下的科学启蒙和文化教育，也缺乏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动力和自发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