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2-0108-11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对于其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战略的确立，却经历了一番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尤其是在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之后，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在中共中央内部，一方面是王明自称奉共产国际之命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贬低游击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原则，反复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并根据战场形势展开部署。这一争论最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尘埃落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游击战主张成为中共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略。 以往对六届六中全会的研究，多集中于统一战线问题，对王明回到延安后对游击战略的部署及实施造成的消极影响少有论及，本文综合考察毛泽东和王明在此期间对游击战的主张及实际行动，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需要指出的是，八路军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与当时的国共关系、统一战线问题当然有着深刻关联，但本文不再对此进行阐述。 一、王明归国前，中共中央关于游击战的讨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兵华北，面对军事力量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该如何进行作战，是运动战？运动游击战？还是山地游击战？在党内经历了一番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毛泽东在抗战之初就已有比较明确的游击战思想。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1]3877月23日，毛泽东又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起来”[2]12。 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平津失陷后，对于只有数万之众的红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更加谨慎。8月1日，他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提出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3]8。8月4日，他又电示即将出席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令其向国民党方面也明确提出游击战的意义，要提出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红军要有“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同意红军“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更具体提出红军以三分之一主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22-23但面对平津失陷后全国极度高涨的抗战情绪，党内其他领导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8月4日，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两度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应“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考虑到政治影响，红军“不拖延改编”、“不反对开赴晋绥”，红军还应“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5]415-416 鉴于抗战形势严峻，为统一前方将领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并未就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形成统一意见。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并指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周恩来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6]386朱德认为，红军出动以后，应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7]372任弼时认为“一方面要发挥我们特长，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力量”，“保持我们的持久的模范”，在战争中“争取独立自主”，“不失时机的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8]346彭德怀的求战情绪高涨，“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但对于红军的战略问题，他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对任弼时提出的运动战游击战的问题，他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9]166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关于红军的对日作战方针未及充分讨论，各将领即奔赴前线。此时红军与日军作战经验欠缺，对日军军力的判断多来自间接经验，很多认识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之后，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游击战的战略方向，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具体方针，另一方面不断总结经验，逐渐统一党内对游击战的不同认识。例如，毛泽东于9月下旬致电彭德怀：“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对于中共来讲，“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10]523 随着日军侵入内地，敌后区域日渐扩大，毛泽东开始思考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创造开辟抗日根据地。9月23日，毛泽东收到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山西办事处主任)的电报，报告阎锡山有意在山西与中共和八路军全面合作，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想法。综合各种情况后，毛泽东提出完全同意阎锡山关于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并进一步提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11]21，这是开战以来，毛泽东少有的明确表示游击战争可以发展到敌人后方的表态。25日，他首次正式通电党政军负责人，尤其是北方局，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山西地区，“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因该处可得阎杨更多协助，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河北地区，“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毛泽东的这一布局并不只是针对眼前，更是着眼于失陷后的华北，“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他对此高度重视，强调说，“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达到这一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12]5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