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4-0010-23 纪念是现实与过去的对话，纪念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具有再造历史的作用。在近现代中国，纪念活动通常由党派组织，纪念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五四运动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持久的思想影响，从其发生后迄今，纪念活动几成常态。自五四运动发生后，世人对其历史意义的看法就存在很大分歧。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以追加的形式赋予的，这些追加的形式包括纪念、追忆和历史解释。这种追加投入，宛如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纪念五四”被赋予的意义可能远大于“五四本事”的原因。美国学者柯文在解析纪念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时说，“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一方面，“人们经常利用周年纪念来重温他们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人们利用周年纪念提供的机会对各自理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争论不休，并质疑以前纪念某人和某事的方式是否合适”；“总体而言，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①。解析“纪念”这种形式在阐发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发酵效应。 “五四”成为纪念日，从1920年的第一周年即已开始，纪念五四运动与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内各派人士、共产党及其左翼都以自己的方式和活动纪念五四运动，争夺关涉“五四”的话语权。这些党派纪念五四运动的言行足以表现当时政治与“五四”的纠葛，也可显现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在1949年以前，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报刊媒体林林总总，据其党派属性，大致可分为四个系统：(一)研究系，如《晨报》(1920-1925年)；(二)国民党，如《民国日报》(1924-1930年)、《中央日报》(1929-1948年)等；(三)共产党及其左翼，如《新中华报》(1938-1940年)、《新华日报》(1938-1939年)、《解放日报》(1941-1946年)、《人民日报》(1949年)等；(四)中间派，如《大公报》(1935-1948年)、《独立评论》(1935年)、《读书知识》(1940年)、《观察》(1947-1948年)、《北大半月刊》(1948年)、《燕京新闻》(1947-1948年)等。笔者即以此分类为基本线索，勾勒新中国成立前报刊媒体的“五四地图”，并对纪念五四运动的话语文本及其党派属性作出简要分析，以显现纪念“五四”与报刊媒体、党派政治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关系。 一、研究系报刊纪念“五四” 研究系是五四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派，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晨报》是研究系在北京掌控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18年12月由《晨钟报》改名而来。翌年2月7日，宣布改革第七版，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内容多为宣传新文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持赞助态度，不仅持续报道五四运动的进展，而且刊登了与五四运动相关的重要文件和评论文章，如罗家伦《北京全体学界通告》(5月5日)、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5月6日)、涵庐《市民运动的研究》(5月6日)、顾兆熊《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学生界罢课宣言》(5月20日)等，可谓五四运动的传声筒，《晨报》的销售量因此激增②。1920年7月，《晨报》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以后又经他改出四开四版的单张，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主编。 1920年5月4日，《晨报》特辟“五四纪念增刊”。编辑表示：“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本报增刊一大张，随报附送，不另取资。凡有未送到的，请向送报人索取。增刊的目录如左(来稿迟到的，登在第七版附录里面，请注意)。”第二版“论评”栏刊登“渊泉”(《晨报》主笔陈博生的笔名)《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可算是社评。该文从文化使命的视角定位五四运动：“世人往往把‘五四运动’看作政治的运动或且是国家的运动，我以为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所以在文化上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很重要的使命”，“要求社会的解放和实现国际的公正，就是‘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两大使命”。陈博生反对流行的两大观念，“‘五四运动’绝不是褊狭的爱国运动，也绝不是无聊的政治运动”，其笔锋所指的是激进的学生运动和他背后的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随后的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称：“去年五月四日，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盖无可疑。价值安在，则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是已。”他认定“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原动力，故机缘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梁启超寄望“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彻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由此来看，他们二人的看法表达了研究系的基调，即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负有文化建设的重大使命。此外，当期所刊的其他文章还有黄炎培《五四纪念日获告青年》、陶孟和《评学生运动》、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胡适和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顾诚吾《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等。撰稿作者阵营之强大，显示了《晨报》特有的影响力。应约的这些作者其实并非研究系人士，多具北京大学背景，由此可看出这一年知识界对五四运动话题的高度重视。
